浙江省文化厅的文化特色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主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动先进文化占领农村阵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农民群众文化素质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深入，农民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些群众中也出现了公德缺失、是非观念模糊、价值观变异等不容忽视的问题。没有新农民，就没有新农村；没有农民文化素质的提升，就不可能取得新农村建设的成功。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是提高农民素质的有效之举，文化建设必须渗透在新农村建设的全过程中。只有文化建设抓好了，新农村建设才有后劲和活力；只有文化建设抓好了，农民的综合素质提高了，乡风文明、社会稳定和谐的目标才能实现。

（2）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既是当前农村实现持续健康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农村原有的文化资源本来就严重不足，特别在乡镇以下的农村基层文化基础设施、文化活动、文化教育更为贫乏，需要填补这方面的短缺；很多传统的、落后的、腐朽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解体或走向消亡，适应新时期的文化还没有发展起来，新农村急需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因此，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是顺应历史发展和以人为本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浙江是戏剧大省，被誉为“中国戏曲的摇篮”。中国戏剧新纪元的第一缕曙光，就在浙江东南沿海城市温州闪耀。中国最早成熟的戏剧样式--南戏，就在这方山明水秀、钟灵毓秀的沃土上孕育诞生。在悠久而绵长的戏曲发展史中，浙江谱写了耀煌的篇章。浙江戏曲人才辈出，佳作迭现。高则诚、徐渭、王骥德、李渔、王国维等一批杰出的浙江籍剧作家、戏曲理论家，如巨星闪耀，彪炳史册，四大南戏“荆刘拜杀”、《琵琶记》、《长生殿》等一批不朽的传世之作至今仍流播舞台，幽香袭人。浙江声腔剧种资源丰富。明传奇四大声腔中，浙江的海盐腔、余姚腔即占其二。越、京、昆、绍、婺、姚、瓯、湖、木偶等地方剧种争奇斗妍，姹紫嫣红。越剧以其清新优美的艺术风格，在戏曲百花园中一枝独秀，已跻身全国性大剧种之列。新时期以来，随着越剧“小百花”的崛起和《西厢记》、《五女拜寿》等艺术精品的涌现，浙江戏剧舞台生机勃勃，风景这边独好。

浙江文化发达，文物荟萃，音乐歌舞非常昌盛。早在夏代，即有涂山女歌“候人猗”曲的记载，被后人称之为“南音之始”。周代仍在浙江流行的越人歌即是其中的一首。汉唐时期，浙江人杰地灵，物阜民丰，音乐、歌舞、百戏大兴，品种丰富，尤其是参军戏主要盛行于浙东一带，长期流传的歌舞百戏、巫觋活动，为浙江戏曲艺术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终于形成了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人物扮演等各种素质的综合艺术。 浙江音乐源远流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掘出土的160件骨哨及陶埙，足以反映早在7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播下了音乐的种子。浙江地理环境优越，繁荣的经济，发达的文化，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名人，也为浙江音乐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逐渐形成了自己富有独特乡土味和浓郁生活气息的鲜明特色，并在历史上曾产生了“浙江古琴”、“浙江锣鼓”、“江南丝竹”等一批丰富多彩的音乐门类及各自的代表人物。

浙江的民族民间音乐，就其表现形式和演奏演唱内容划分，主要有民间歌曲、民间乐曲，以及戏曲音乐、曲艺音乐等。 浙江先民口头文学的产生，远在汉字产生之前。不过，浙江的文人创作起步较晚，不及中原地区，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后起之秀。六朝以后，浙江文学逐步兴起。晋室东渡，王谢贵族迁居浙东，中原文化随之深入浸染，浙江文学蔚然勃兴。谢灵运开创了中国古代山水诗派，对后世影响颇巨。隋唐、北宋，浙江代有其人，如骆宾王、贺知章、孟郊、罗隐、周邦彦等。白居易、元稹、杜牧、范仲淹、王安石、苏轼等大文豪先后任职浙江，文采风流，代代相传。

南宋时期，浙江文学蔚为大观。陆游作品众多粹美，史所罕见。南渡的李清照和世居钱塘的朱淑真乃宋代女作家的双子星座。陈亮、吴文英、王沂孙、周密、张炎等均为南宋词坛大将。而古代的白话小说和戏剧文学，也都发源于这一阶段的浙江。

元明清时期，浙江文学继续繁荣，赵孟頫、杨维桢乃元之大家，杭州更是后期的杂剧中心。晚明张岱的小品，徐渭、袁枚的诗文和以朱彝尊、厉鹗为代表的浙西词派，影响很大。清初洪升的《长生殿》是戏剧瑰宝，晚清龚自珍、王国维等皆一代之杰。

浙江对于现代文学的贡献可谓荦荦大观。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开创了现代小说的先河，他的《呐喊》、《彷徨》是非常重要的白话小说集。鲁迅还是现代杂文的开拓者。茅盾等则是文学研究会的干将。而郁达夫则是创造社的主将，其《沉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本白话短篇集。1922年在杭州成立的湖畔诗社是我国第一个新诗社，其他如徐志摩、戴望舒、夏衍、施蛰存、艾青等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

新中国成立后，浙江文学进入了崭新的阶段。50年代前期，许钦文、陈学昭、冀汸等均有建树。文革时期文学凋敝。新时期文学复苏，80年代的中篇小说和90年代的长篇小说，皆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如张廷竹的《五十四号墙门》和叶文玲的《无梦谷》、王旭烽的茶文化三部曲《南方有嘉木》、《不夜之侯》、《筑草为城》。这一时期的浙江诗歌、散文和杂文，以及文学理论、儿童文学，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2002年，孙建江（笔名雨雨）的寓言集《美食家狩猎》荣获中国作协第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浙江文学是辉煌灿烂的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