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石头熔化成金子？铸犁耕田？与《中古陇西牛铭文集》。
因为我花了一段时间和精力整理了中古时期牛家的资料，出版了牛弘研究专著。可惜牛哥的书出版的很晚，不然我也不用东奔西跑，付出那么多艰辛，但是为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努力，也是值得的，而且往往是一件拿它开玩笑的事情。
《集录》最大的特点是收集了丰富全面的资料，不仅时间跨度长，而且地域覆盖广，南北方都接受。包括陕西、甘肃、山西这些北方省份，当然主要还是山西、河南。这里是牛活动的主要场所，无论古今。此外，他还深入到长江流域、江苏、浙江、江西等地，凡是他能跑的地方，他所能看到的资料都收集到了，这是广泛而深入的。因此，这些材料的价值也是多方面的，为中古时期的支系、迁徙、流动、仕途、婚姻、家谱以及与其他士绅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在此，非常感谢三晋牛文化研究中心的邀请，和大家一起探讨我遇到的一些研究问题。
一个
数据需要分类，这样才有利于我们查阅，产生研究者眼中的价值。数据的划分和分类是一门学问，比较复杂。就牛的碑文而言，对女性的包容不仅仅是一种观念，还带来了一些新的角度。但是，女性的进入会带来新的问题。所以，需要很好的整理，否则，你看不到头绪。与主编的《唐代墓志编续》(沪古籍，1992)和主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墓志编辑》(津古籍，1992)等传统的文献资料编纂相比，一些与牛氏家族有关的人相继进入，如将牛氏侄儿纳入、牛氏为墓志作者等。
试分析两块碑中的两句话:唐牛朴墓志铭和唐牛衡墓志铭。
侯贝说“我是在益州三水的私处病倒的”，意思是牛衡死在益州三水的家里。但与前碑“因官迁闻喜县，几代为闻喜人”相比，我们可以知道:第一，牛铺支已是山西闻喜人；第二，他老婆是河东裴。那么，问题来了，你是因为嫁给了河东的裴家才搬到闻喜的，还是因为在闻喜做官才嫁给了河东的裴家？他为什么会在陕西旬邑的家中病死？当然，只有将两座碑进行比较，才能知道两座碑中人物的关系和世系。后碑与前碑的父名相得益彰——钱景。从碑文可以推断，牛恒入闻喜是因为祖上的关系。
他的高曾祖父牛修，俗称牛金大，葬于陕西礼泉昭陵太宗陵。昭陵《牛进达墓志铭》中透露，牛修是“河东夫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牛修是唐朝的开国功臣，所以有可能结婚进入山西。陇西牛家虽然也属于西州豪族，是大学者，但毕竟没有完成“抑武入文”的转变，不能算是一流的巨擘。只有到了牛修这一代，跟随唐太宗，大有作为，才可以说最终完成了家族转型，裴牛与最重要的政治势力关龙集团结合，他的后代生在河东(闻喜)也就顺理成章了。
即便如此，为什么牛恒在泰州三水还有私房？似乎现存的铭文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推测太国接近安定鹌鹑？还需要对数据有更深入的理解)。
女性墓志的收录主要从婚姻状况上寻找这个家族的演变轨迹。通过对女性和婚姻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安定的牛家是一个老贵族。例如，他们主要与安定辛氏、天水赵氏、太原王氏等家族联姻，这在《史记》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中世纪贵族的婚姻多是出于政治目的，讲究相互平等，互相取族谱，史书都有记载。唐初，唐太宗为此重修《族谱》，将原本属于二等的“龙溪李氏”改为博陵崔氏、卢氏、靖兆伟、杜等一等家族，与之并列。结果遭到大宗室的抵制，这部作品直到吴周时期才完成。事实上，中唐时期牛李之间的党争实际上就反映了这个问题。因此，历史学家说:“要检验唐代政局的演变，考察牛李之争，最彻底的方法就是探究朝廷官员的出身。”(唐仆商序)然而时代变了，籍贯、籍贯、县貌都变了。唐朝的人自己也说:“读书人住在乡下，没什么不好。因官家而耕筑，地隔百年，但都是东西南北之人。”(贾植《论杨宛篇》)中世纪的科举、官职、升迁、婚姻等。都用的是家族家谱，所以家谱的研究非常发达。换句话说，家谱更可靠。
反之，唐末五代以后，就不怎么用了，自然就沉了，所以族谱往往就被废弃了。而且后人续谱时，可能会有混淆。宋人自己说族谱五代之后就散了。如赵明诚在《金石录》中说:“唐代以前，士人以姓氏为先，故虽历数千年，可考数十代。晚唐五代之乱以来，朝代里的人都是勇猛善战的，所以族谱失传了，文人对于自己的宗族从何而来也无所适从。一点都不可惜！所以，剩下的就记录在这里，方便以后学姓氏的人考一考。”
《宋代谱牒》作为学术引文，应当慎重。一般不再是主要方面，也是因为这一时期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不再是贵族社会。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唐宋之际是大变革时期，这就是著名的“唐宋变革论”。
比如“宋代牛皋墓”的问题。《史记》引用了冀州牛氏族谱。牛皋是唐朝以后，他指出自己是牛僧孺的第十四代孙。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谱是明朝编的，牛僧孺的卒年是唐朝十一年，即公元857年，享年83岁。从唐代所撰《牛僧孺墓志铭》和《牛僧孺墓碑》来看，冀州铺明显存疑，与碑文不符。碑文:牛僧孺死于公元848年，享年69岁。年份相差九年，也不知道《冀州谱》83岁云的依据是什么。
二
传世文献和出土资料如何处理？
这也是现代学术界著名的双重证据法。由王国维提出，既是一种历史考证方法，也是一种广泛使用的新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学者要充分利用印章、军符、竹简等材料考证经典历史；另一方面，学者们应该根据新出版的甲骨文、金文和汉简来研究古代中国和西域的历史。在使用材料时，考证、材料分析、文献研究融为一体，所以“双重证据法”对研究者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牛森如墓志铭和牛森如墓碑传世。据清嘉庆《咸宁县志》“丞相牛僧孺墓少于南，杜牧写墓志铭。”今天，Xi长安区樊川魏昭友有牛僧孺墓、杜牧墓志铭和李珏墓碑。而且作者都是同时代人，其词流传是因为保存在史书和《全唐文》中，属于传世文献。即使文献代代相传，但仍存在一些问题:牛家世代在唐代不详，如牛弘、牛僧孺七、八世同堂。
在《子同治简》的“元和三年”篇下，认为是七世。杜甫和李的碑文都是八朝之言。丁丁先生认为，如果算上自己，也就是说，如果算上自己，那就是八代，如果不算，那就是七代(参见《牛弘研究》，P19，155，三秦出版社，2010)。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我觉得牛莉的党争事件真的很复杂，而且都是有话语权的文人，从而给后人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代差的问题其实可以通过使用旧文档来解决。现存铭文(出土资料)能否解决这个永恒的问题？还没有！
有几个古迹可以关注一下。以前我在文献中遇到的问题是牛仙客和牛震是不是同一代人。牛和尚之子牛的名字等，以及牛在碑上的题字，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问题。比如唐牛衡的墓志铭就有牛钱景的名字。这两者之间有联系吗？
我觉得有一定的联系。牛修的队伍最早可以追溯到北魏时期，平原郡的汉州刺史、上主、公牛鼎。唐牛修墓志铭中有“上土为儒，七侠之辈声乏；陈仓有后卫，韩发三分之时名噪一时。这里的上地是指战国时期的上地郡、缺牛，汉是指东汉末三国时期的。那么，这个分支就是《元和星编》中记载的景阳府，景阳府的世系是相连的。景阳府和安定府有一代的“钱丰”和“钱景”，可见牛家族谱在唐代就已存在。
还有，《唐牛方回墓志铭》的出现，是否让我们再次联系到牛鸿子、方达、郁芳、方志？应该是可以的。这些人接近他们的时代。按主人去世年份(宜丰二年，春秋八十年)，牛生于公元598年，即隋开帝十八年。墓志中详细记载了几代人，包括曾祖父迟、祖父云，其父牛欢被记为与牛弘同父异母的兄弟。只有在那个时候，隋书，北史和周树没有记录。这样，又一次丰富了《安定牛》的素材。
牛洪的家世一直被其父公所注意，因为安定县在流域，这一点不难理解。但史书有时记载为“临淮公”，历代注之有误，改“淮”为“荆”。《史记》所载唐墓志铭中有“祖、魏镇南将军、临淮太守”。虽然牛弘和的关系不确定，但《临淮公》应该是有来历的，可以作为一个调剂。这份新出版的墓志铭可以作为史家注释的补充，同时也可以深入探讨这个家族的流向。
三
还有，新数据的使用。比如壶关沙坑的碑拓，这些东西在网上出现和流传了一段时间。关于壶关沙库牛家的碑拓，我和牛建东先生沟通过，总觉得要慎用，因为不是考古发掘整理出来的数据。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有相关研究人员发布专门的口罩，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做一个专业的分析。
其中唐牛康墓志铭无插图版本。从内容来看，这座墓是第二次下葬，碑是他的孙子们立的。碑文记述了牛康长子牛高智和妻子的事迹。碑文记载，他们父子合葬在沙库村西南二里原。这个怎么理解？很明显，这应该是二次安葬，也就是换个地方搬到新的地方，而不是同一个坟墓。只有一个纪念碑，可能是经济原因，为了省钱。
这个铭文谱系里有“牛兴”，是“隋青州长史”。我们大概会记得“牛星”这个名字也曾出现在泾阳府，但记载“西魏太常成，始居泾阳”，所以他应该是泾阳府的始祖。在对牛弘的研究中，引用了著名学者《古今姓氏辩证法》。王立平校对时，怀疑“和”与“兴”在形体上与繁体字相似。不过这次考试题字不是同一个人，不是因为字体问题。因此，牛洪研究中的这一问题需要得到解释和纠正。
2000年后，高校在Xi安合并，在郭杜南郊和现在的长安区规划了新的高校区。此时在基建中发掘了大量汉唐墓葬，出土了许多墓志，是新的一批地下资料。2003年，西北大学长安校区遗址出土了唐牛任翔墓志铭。碑文有三处，墓志的主人担任平洲司马。从生卒年来看，应该属于隋末唐初。这一信息可用于修订传统文献。
唐代张九龄为牛仙客的父亲题写碑文，名为，宋和赵明诚的《金石录》也因碑文残缺不全而名为，而1943出版的《陇右金石录》有牛义仁墓碑，名为牛义仁。经考证，人是一个人，但有两个名字。宋人编《旧唐书》也相当吃力，无从判断。现在，新出版的《牛墓志铭》可以终结这一千古难题，修正传统文献，进而推断牛与牛仙客的密切关系。
四
这批材料也从其他方面传达了一些重大信息和价值。分别列出:
(1)历史地理:古代地名的方位可以相互解释。比如牛芳慧的墓志铭中写着“葬于永州莱原之地”，而牛文宗的另一篇墓志铭中则写着“葬于京兆都城以西莱原之山”。于是，莱文最初的位置不仅清楚了，而且被新的史料所证实。
除了莱文之外，隋唐时期还有西柳园(唐牛朴墓志铭、唐牛朴陈夫人墓志铭、唐牛衡墓志铭)、凤栖园(唐墓志铭)、三肇(又名赵)(唐牛夫人墓志铭)、少陵园(唐墓志铭)，这里是稳定牛家的土地和墓地(详见《牛弘研究》一书中的相关论述)，因此很容易理解隋牛弘在樊川的另一番事业，以及他的第七次笔者曾走访长安区伍兹镇牛家，与当地乡贤牛兆干先生交谈。他说，王曲镇贾里村有个牛家墓地，他们牛家每年春节都有人来祭奠。它的位置大致在樊川一带。
(2)姓氏信息:唐墓志铭中有“袁氏与袁同宗，其祖发源于后魏”之说，这是北魏拓跋改姓袁的事实，袁也可能写袁。
(3)其他主要人物信息:唐墓志铭中的世系透露了《朝野》一书作者的家世信息。《朝野录》是唐代张坤撰写的一部笔记小说集，共六卷，记录了隋唐朝野遗风，尤其是后吴时期的朝野大事，也被《资简》选作史料。作者张坤，字文成，号傅秀子，史称“绿钱学士”；陆则，深州(今河北省莘县北)人，有唐人传记，生卒年不详。大致是从武则天到玄宗前期，以诗著称。今天除了朝野的记载，还有龙凤判词，游仙洞。通过铭文得知他家是常山张，与史书记载大致不差。
诸如此类。
五
另外问一些小问题，供大家参考。
异体字和繁体字。如果碑文上有碑文，可以用常用字代替异体字，与文献中使用的文字统一。如果没有图表，可以保留异体字，比如唐牛铺墓志铭。虽然作者在附录中也有异体字列表，但不便查阅。
唐牛修墓志铭现藏昭陵博物馆，作者对该碑的说明文字有多次修改。醴泉的繁体字不是醴泉，而是醴泉。Xi的昭陵博物馆应该是陕西礼泉县的昭陵博物馆。
牛建东先生牺牲业余时间，不厌其烦地全方位收集资料，令人感动。他把一份沉重而珍贵的资料放在我们面前。我们要利用这些资料，进一步研究中古姓氏，特别是陇西牛氏的迁徙和流动轨迹，梳理其详细演变的历史脉络，为中古社会的生活史寻找新的证据，并对史料进行修订和补充，探讨这一家族在历史进程中发展进取的动力。
这也是这本书的魅力和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