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管理杂志《杨光》第一话

为什么我们总是那么匆忙？

文/杨光

德国时间2065438+2004年6月20日，日落时分，在斯图加特的一家酒吧里，我有幸与22年前中国足球的第一位外籍教练施拉普纳进行了一次交谈，原因是老朋友、前德国驻德国大使吕秋田先生。在他身后，巴西世界杯正在电视上直播。屏幕上的嘈杂和酒吧里的兴奋叠加在一起，但仍然掩盖不了“石叔”独特的洪钟嗓音和他兴奋时的重锤。

这是本刊主办的“德国制造DNA调查团深度体验”活动的第五天。这位对中国走向世界影响深远的老朋友饶有兴趣地回答了我的问题。话题不仅仅是世界杯，不仅仅是中国足球，还有中国。

“你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你太焦虑了。”

这是那天晚上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虽然简短，却让我回味良久，思绪连绵。

是的，我们很着急，整个国家都很着急。从弹指一挥间的“大跃进”，到十几年前沦为笑柄的“中国足球发展计划”——在我们眼前，每当民航客机降落时，中国乘客总是争先恐后地起身拿行李，迫使空姐们每次失了礼貌都大声叫停，然后只能在过道里站很长时间——她们不是不知道打开舱门需要时间， 而且他们可能并不都急着下飞机，但为什么他们还是这么着急呢？

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说中国人很匆忙。但是为什么中国人如此匆忙呢？不是每个人都想过这个问题。当世界杯的热度褪去时，我想与你分享我的想法。

紧急，因为缺乏规则

正如我在去年第三期的序言中所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一种对规则的蔑视。准确地说，我们骨子里不相信规则。我们谈论“规则”是因为我们只相信权力。当局制定的规则被严格执行，以约束以下行为，并随时打破它们以满足自己。规则与规则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总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变的，它充满了不透明性和不确定性。

试想一下，在权力文化下，被一堆总是“定义严格但解释广泛”的规则所笼罩的芸芸众生的生存选择是什么？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技能。要么依靠唯一的权力和信息，并在规则有裂缝或对你有利时密切关注利润，如房地产投机；或者你甚至没有任何权力，只是依靠自己的蛮力来突破与当权者无关的纸面规则，例如拥堵和拥挤的汽车。

无论哪种方式，因为没有我们可以共同信任和期待的规则，我们都注定会“焦虑”。因为你不着急，不可预测的规则会带走任何时候都无法忽视的利益；因为你不急，别人也会急，你可能连最起码的生存尊严甚至空间都无法保证。再者，“急”已经成为整个国家的潜意识。

紧急，因为弱者认为。

仅仅因为规则不确定、不透明？似乎在士大夫时代，我们在宽大的袍袖下并不那么匆忙。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着急？

这与我们百年来的教育和宣传以及基于此形成的弱势思维不无关系。中国从1840开始被羞辱。即使是不识字的人也知道八国联军欺骗别人太多了。因此，“洋鬼子永远心怀鬼胎，死不了”的意识可谓根深蒂固。再者，“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已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

民族悲愤、激昂、难忘的口号所包裹的本质是地道的弱者思维。然而，施拉普纳当晚也中肯地说:“事实上，你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软弱。”我由此引申:我们的弱思维其实是自我熏陶出来的。

比如八国联军火烧北京，丧权辱国的丧权辱国条约。即使罪行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总是试图避免它-我们没有强调为什么人们要一起对抗我们。我们如何烧毁教堂？如何杀死传教士？如何射杀德国部长？如果其他国家这样对我们，我们该怎么办？——不强调这些条约是如何客观推动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的吗？包括庚子赔款最终如何在中国近代教育中发挥巨大作用？如果我们能看到充满血泪的中国近代史，把它理解为中国重新融入世界的必然学费，敢于自甘堕落，我们还需要如此悲伤、如此竞争、如此迫切吗？

其实软弱和不软弱是相对的，但是一旦形成了软弱的心态，所有的愤怒都来自于自卑，这是绝对的自残。因为没有什么比糟糕的态度更糟糕的了，这不利于我们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幸福。

中国不能再焦虑了。太贵了，不能焦虑。企业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