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北宋男神三起三落——苏东坡传(最后一章)

黄州、徽州、儋州三次贬谪贯穿了苏轼的整个中晚年,这也是我们研究苏轼时要注意的主要内容。在此之前,苏轼虽然在京城仕途不佳,但在当地颇有建树,深受百姓爱戴。所以,他虽然已经过了贬谪前的不惑之年,却依然有着浪漫潇洒的“少年气”。

苏轼被贬后,经历了绝望和颠沛流离的生活。他开始深刻反思,一步步改变,最终成为我们今天所尊崇的“东坡居士”。同时,这三次贬谪对苏轼本人来说可能是一种不幸,但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幸。因为这期间苏轼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

苏轼初到黄州,一个人住在一个叫定慧园的小庙里,在路上等着家人。当时他心情不好。一天晚上,他担心得睡不着觉。他写道:“采尽寒枝,不肯生。寂寞沙洲冷。”

但毕竟苏轼的天性中有很强的“乐观因素”。此外,当地爱才的徐太守对苏轼的名声早有耳闻和欣赏,所以想尽办法让苏轼的贬谪生活过得更舒服。所以苏轼后来在徐太守的帮助下搬到了林浩亭,并把他的房子叫做“唐雪”。他还在唐雪东部开了一片田地,取名东坡,从此以后,陶渊明隐居务农。东坡居士,自此“上线”。

黄州的生活也把苏轼培养成了“美食家”。后人耳熟能详的东坡肉,也是这一时期创造的“特色菜”。他甚至为此写了一首《猪肉颂》:“净锅,缺水,柴火抽不起。熟了不要催,火足了就好看了。黄州好猪肉,价格便宜如粪土。贵人不肯吃,穷人不懂做饭。早上起来打两碗,饱得都顾不上了。”

在黄州的时候,苏东坡也参与慈善。当时他生活的地区有溺死新生婴儿的野蛮习俗,只要养不起,他就会这么做。这让他很难过。他给当地知府写了一封信,声讨杀婴之恶,还成立了救助会,要求富人捐钱,让庙里的和尚管账,帮助贫困家庭喂养婴儿。当时“人道主义精神”这个词还没有出现,但苏东坡的所作所为无疑是对这个词最好的诠释。

苏轼在黄州生活了四年多。元丰八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继位。因为哲宗年轻,所以由皇太后掌管。高太后对苏轼的人品和才华早就十分欣赏,对他非常重视。她不仅将苏轼调回朝廷,还委以翰林的重任。可以说,苏轼终于“翻身”了。然而,苏轼升翰林学士不久,司马光就去世了。独尊高位的苏轼成为大臣们攻击的对象。司马光死后,政治派别如朔党、罗党、蜀党等逐渐形成,蜀党在苏轼不知情的情况下,视其为领袖。苏轼哭笑不得。以他的性格怎么可能形成小团体?孤军奋战之后,他对乌烟瘴气的中央政府越来越失望。接下来的几年,他主动申请做了好几个地方的太守,还做过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

出自名句“一天300颗荔枝,我不惜做岭南人。”我们也可以看出,苏轼的一生绝不是孤独的。他又回到了“老样子”,品檀香,静坐,每天午睡,品酒,写文章。去吃的东坡,开发了一些新的食谱,比如烤羊脊骨,烤鳗等等。

悠闲的生活并没有阻止东坡关心民生。他开始关心惠州城市的改善和创新。他与知府、县令合作,为徽州修建了两座桥梁,还在城西修建了放流池。因当地食品价格不平衡,给上级部门写一封信表达自己的感受。他还把自己曾经在黄州发明的“浮马”带到了水稻广为种植的岭南,让农民不用弯腰插秧腰酸背痛。

苏东坡六十一岁时被流放到海南岛儋州。当时海南岛的自然条件比惠州还要差。据说原因是苏轼仍“执迷不悟”,又写了两首描写自己天天听钟,无忧无虑的有趣的诗。这当然是苦难中的自我安慰,但张盾读了那些诗,马上说:“看来徽州挺舒服的!又来了!”

于是已过花甲的苏轼飘洋过海,踏上了离故国更遥远的路。这一次,苏东坡自己也觉得在大陆生存没有希望了。他的小儿子苏果离开了惠州的家庭,跟随父亲来到海南岛。在渡海之前,苏轼遇到了住在雷州的弟弟苏辙,这也是他们此生最后一次相见。

海南的夏天极其潮湿闷热,冬天多雾多雨,什么都发霉,实在不适合一个老人的生活。东坡新老疾病频发,但当地却没有像样的医生,因为儋州居民至今仍信奉“巫医之术”,生病时会请魔术师杀牛烧香作为治疗。于是他开始自己研究中医,下乡采药,也给当地人治病。所以汉人和少数民族相处不好的情况在东坡到来后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公元65438年,哲宗去世,他的弟弟宋徽宗即位。新摄政太后主张赦免元佑所有的旧臣。1101年,65岁的苏东坡回到北方时在常州病倒了,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

一代文学巨匠陨落了。他死后二十五年,北宋灭亡了。

苏东坡的一生跌宕起伏,不仅在庙里,在江湖里也是如此。他不仅是一个本性难改的乐观主义者,还是一个体恤他人的道德家。他是老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画家,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同时,他也是一个行走一个月的诗人,一个爱开玩笑的大男孩...但这些似乎并不能勾勒出苏东坡的全貌。

然而换个角度来看,每当提起东坡先生,人们都不禁会心一笑——还有比这更好的评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