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相声

传统相声是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中逐渐形成的，吸收了各种艺术和生活营养。和所有的民间文学一样，传统相声有其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和传承性的特点。一般没有专业作者，没有固定文学背景。它往往要经过无数艺术家的实践，观众的挑选和比较，最终成为一部成熟的作品。所以保存下来的传统相声数量并不准确，据说有600多段，但解放后只有300段左右被记录为手稿。这三百多段的内容互相重复或雷同，手法穿插相似。

基于现实生活的作品是传统相声的中坚力量。这是因为相声是一门讽刺艺术，它必须反映群众熟悉和关心的生活，问答群众关心的问题。所以纵观300多件传统作品，不难发现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轨迹。其实是社会生活的风俗画。比如早期的相声作品多以贪官污吏和封建军阀为对象，其中政府的腐败、官员的贪婪、军阀的傲慢和虚荣是这些作品的重要思想特征。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相声在城市“底层”流行。这一时期的作品着重揭露人们在畸形社会中的变态心理，如阿谀奉承的恶习、敲诈勒索的伎俩、勾心斗角的关系、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形成了“社会相”的离奇写照。日伪和国民党统治中国时期，中国是一堆腐烂的垃圾。相声在市民中流传，往往通过对他们生活的描写来反映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历史灾难。这是一个人们处于贫困和不稳定状态的社会。中国是一具垂死的尸体，相声里的恶臭反映了旧中国的不治之症。

传统相声中有很多以民间段子为蓝本的作品，而且大多经过了积极的改造，把原来自然状态下的那些东西剪了出来，往往与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相结合。比如，对于愚蠢的讽刺，县官往往被作为“典型”，以曲折的方式反映现实生活中的那些贪官污吏。对自私和吝啬的讽刺往往与现实生活中的世态相结合，揭示了“无官不贪，无商不奸”的社会本质。虚伪的讽刺是建立在欺骗和欺骗的冷酷世界上的。比如《急躁》和《火烧尾巴》中的段子，原本描述的是“急躁”和“迟钝”的性格特征。一个是人烧衣服不着急，一个是看到“慢”突然生气。但在单口喜剧《一日三危》中，这两种人是作为线索的。重点写一个贪婪的县令要找这两种人(还有另一种爱占小便宜的人)来为他个人利益服务。当他发现这些人的时候，他立刻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急性子”对他起了作用，他被扔进了河里。“慢性子”替他照看孩子，结果孩子掉井里了；“爱小便宜”给他买了个棺材，买了个大的偷了个小的...这种情节的转换和主题的升华，都在曲折中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人民对统治者的仇恨，讽刺和现实意义更加突出。

关于文人的传说也是民间文学的一部分。大多是靠历史，往往是“事出有因，无凭无据”。他们的情节和人物经常被大众重新塑造。但一旦被吸收进相声，就被赋予了更夸张的色彩，几乎没有历史依据，只有再创造的艺术形象。比如孔子，在民间传说中，有一个孔子摘桑娘的故事，描述了他“在陈被剥夺食物”的尴尬，而在相声中，孔子就成了一个更尴尬的人物。吃元宵嘲讽他如何把“一便士”变成“十便士”，既不要脸的吃元宵，又摆出一副“温柔”的样子。相声中的孔子类似于生活中的一个流氓，反映了群众对这个“圣人”的看法。在砍价店，对于一个普通“混混”提出的各种问题，他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可见这个“圣人”并没有那么聪明。

文化经典的素材往往被相声吸收。它们不仅被阐述和解释，而且常常被夸大和歪曲。如《批聊斋》、《批三国志》、《三字经》、《四书》，这些作品都是通过“歪”和“曲解”的方式巧妙引入，目的是制造笑料，体现作者机敏睿智的眼光，经常嘲笑不懂装懂的人。《三字经》和《离骚四书》也反映了人们对这些僵硬经典的鄙视。

基于语言和文字游戏，大多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宋元时期就有了除白字、推顶针续麻、说百药名、说百药名等技艺。传统相声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历史文化。如《春联》、《吕林烟鬼》、《江湖》、《寻乌子》、《四言联》、《八吉祥故事》中的对联，展现了汉语言的魅力和相声演员的机智聪明，是有益的知识性、娱乐性作品，增加了相声幽默类型的艺术品种，至今仍然存在。

至于历史人物和历史趣闻的作品，多被吸收进单口相声。它类似于一个艺术化的“指挥家”——一头绑着著名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另一头被相声极大地夸大和敷衍。大部分都是通过历史的本体来表达人们的感受。比如《珍珠玉白玉汤》就描述了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终日吃喝玩乐，百吃不厌。他怀念乞讨时差点冻死的“烂菜粥”。这种“烂菜粥”煮出来的时候，满清文臣和朱元璋本人都处于尴尬的境地。这种玩笑当然是现代人形象评价历史的手段。

传统相声是吸水性很强的海绵，是无铁无吸力的磁铁。它存在于生命的底层，所以它尽力吸收各种营养，努力强健自己的身体。纵观300多首传统作品，几乎每一首都有其素材来源，民谣、戏曲、市声、乡音、杂技、鼓曲等。都是它吸收营养的对象。

二，传统相声的思想艺术价值

(一)传统相声的思想价值

传统相声成长于黑暗的旧社会。因此，讽刺是其优良的现实主义传统。其锋芒往往直指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比如《改行》描述“国丧”期间，全国禁止娱乐活动，人们都穿着“破国孝”。这期间艺人没法活了，以至于连最出名的演员都要转行做小生意。被称为“鼓王”的刘宝全在作品中被描述为卖粥，而著名的京剧演员老聃不得不改行卖菜。他不会喊，也习惯了舞台上的走秀。他只能用京剧的唱腔报出所有菜名。当他筋疲力尽的时候，他遇到了唯一的买家——一个想买他黄瓜的老太太。他放下担子，摸摸肩膀，感到极其痛苦。他忍不住叫了一声:“苦啊！”不料引起了老太太的误会:“黄瓜是苦的，不要……”艺术家的经历是劳动人民痛苦生活的一个缩影，也控诉了统治阶级如何曲折地糟蹋艺术。

单口相声中有很多一波三折的“大笑话”。大多以故事、含蓄的笔触、愤怒的情绪，揭示了至高无上的封建统治者与其追随者之间勾心斗角、贪婪、虚荣、无能的本质。《升三品》描述了一个目不识丁的无赖如何在各种偶然的机会下成为皇帝的宠儿的故事。生动地揭露了官场生活的腐败。《君臣之争》揭露了君臣之间的勾心斗角，生动地说明了仕途的升迁没有必然的基础，往往只是封建帝王的一个玩笑。《知县见巡抚》讽刺了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以钱捐官的黑幕现象。县令、巡抚，官越做越大，钱赚得越来越多，结果成了不能说也不能说什么的“混蛋”。且看名为《属于牛》的单口喜剧短片:

.....北京南部有一个保定县，后来改名为新津县。这个县管着18个村，18个村的投入甚至不够。这个县的投入更小，这是县长的赚钱之道！治安官不用抱他。请知府抱抱他，把蜂蜜放进他的嘴里。宁河县不是大投入，你不锻炼县长，他就调动你。知府把新津县调到宁河县，又把宁河县调到新津县。新津县愿意有个好工作，那宁河县受得了吗？到时候，宁河县就得给县长送礼，但不敢送钱。钱一送，就是贿赂，建议告知时，全刷下来了！我们该怎么办？裁判官一年要做两件事，两个生日，一个给他，一个给他老婆。他的生日到了，但他的下属都去教室打听:

“大人的生日快到了？”

“啊。”

“你多大了？”

“啊，几个。”

“你想让我送你什么礼物？”

“那我哪里知道？喜欢什么就发什么！”

“阁下多大了？”

“五十六哇。”

五十六、送什么合适？想一想，想一想，一只56岁的老鼠，嗯，去金店打一只金老鼠。黄金一寸见方，十六两。这只金老鼠一尺二寸，这条尾巴还不够。两只眼睛都是两颗钻石，五克拉八十一。拿着这只金老鼠，把它放在寿堂上，县令就要盯着它，让县令看得见。到时候知府还得逛寿堂，修修胡子，看看各种礼物。看一看，分量轻的话就是一层皮，放在那里就好了！这一个没动，看了看下一段，看了看站在旁边的知县，拍了拍知县的肩膀:

“太好了，太好了，这真甜，这真甜！”

这是告诉知府:“你放心，坐在那里，我绝不会调你。”他说，“太巧了！”

多么巧妙的手工！他说太重了！

“哦，你为什么这么殷勤？你会知道我属于这个房子里的老鼠！哈哈，就打了一只金老鼠。好吧！心！啊，我老婆下个月过生日就比我小一岁了。”

抓住它！小一岁，一头牛，你要付出多少才能得到一头金牛！普通人还能活吗？！

这种讽刺是愤怒的，而且没有鞭痕。它以自己的行动展示了被讽刺对象的丑恶灵魂。传统相声是在旧社会成长起来的，不可能直言不讳，直接攻击社会。为了在沉重的压力下生存，往往会采取各种迂回曲折的手段。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语言和文字游戏的方式很多，看似让人捧腹，实则蕴含讽刺之火。相传，朱绍文在同治、光绪年间演出的《词像》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之一。所谓“字象”，就是借用汉字的象形、谐音特点，说一个意思是另一个意思，说一个是不是真的。用“一字一象一升一降”的方式写一个字，说它长什么样子，做过什么官，为什么被免职。看看其中一个:

(甲写了一个“一”字)

答:“一”字就像擀面杖。

你当过什么样的官员？

答:巡逻出版社。擀面不是在案板上吗？在这里滚，在那里滚，在厚的地方滚，在案板上来回巡视。

乙:为什么？

答:因为它心软。善良不能当道，柔软不能吃面条！

(乙写了一个“二”字)

“二”字是什么样子的？

像一双筷子。

答:人的筷子都是一边长。为什么你的筷子一长一短放在另一边？

乙:我在这里...我有红色煤球！

你当过什么样的官员？

b:我是一个干净盘子的将军。

你为什么丢了工作？

因为他很可爱！(搂着钱)

甲:为什么？

b:没有，菜没了！

(乙写了一个“和”字)

比如什么？

乙:像粪叉一样。

答:像粪叉？屎叉有五颗牙？

我掉了一个。

你当过什么样的官员？

b:我做过古典历史！

a:有九品佳能的历史吗？

不，它点的是狗屎。

甲:为了什么？

因为它是腐败的...

在军阀混战时期，揣骨香还以“相面术”的形式，批判反动军阀是“贼骨”、“贱骨”、“反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内忧外患，人民苦不堪言，一批像《拌面》《牙粉包》这样的作品应运而生。”牙粉袋”讽刺“加强治安”物价飞涨，演员说面粉价格在“跌跌不休”，但袋子有点小:像牙粉袋。

除了对统治者的尖锐批判，对肮脏的社会风气和丑恶世界的揭露也是海量的，几乎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比如带“伦”字的作品，有当伦、飘伦、赌伦、哭伦、窝头伦、小生意伦等。《论当》揭示了以实物为抵押的高利贷者是如何不择手段地勒索钱财的。一件衣服到了当铺，往往被夸得一文不值，被批评得一文不值。请看他们对毛皮大衣的描述:

拿起皮大衣喊:“写！”写到这里，写票的先生已经把笔准备好了，等着写点什么，等着编号。“写！一件旧羊皮大衣……”我一听就不对了。我父亲的皮大衣被剪成两毛。嗯，老羊就是老羊。反正你赎的时候得给我。很难对它进行褒贬。“一件被老鼠咬过的旧羊皮夹克，短袖，没扣子，没扣子，没底，没下摆，没领子，没袖头！”我说:“你拿回去，我出口成一捆布！”(我说:“我赎回来了，成了我屁股的帘子！””)“这是个笑话。“两个。你没有皮革做你的毛皮大衣。你得用纸把它包起来。”我说:“多少钱？”“每个二十美分。”“好的，请打包一个。”“一个太少了，包括四块钱！”-我得把皮大衣给他，给他换钱！

《论卖淫》和《论赌博》讽刺了中国畸形的社会风气，无耻的妓女和嫖客的放荡散发着腐朽生活的恶臭。所谓赌场更形象地阐述了奇怪的人生轨迹。昏暗的灯光，猥琐的叫喊，胜利者的疯狂，失败者的诅咒，旁观者的幸灾乐祸，真的是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真实写照。而各种商家，无论大小，都是以欺人害人为目的的。请看《小生意》中描写柿子摊贩的那一段:

秋天的柿子，连卖柿子的都喊:(学)“南瓜大，唉，不涩，涩，可改。”如果有涩味就换管子。买柿子的都要问这句话:“涩吗？”他说涩，人家就不买；他说不涩，就得给别人换。他很好地回答了这句话:“尝尝吧！”买家一听他的话，一定不涩。当他拿起“气”时，他只是说，“哇！真是个刻薄的家伙！哦，请换一下。很涩。”他甚至会说:“不要带皮吃！现在过了初霜，不想拿这个柿子了，有点糙。”如果把皮啃下来，就不会涩了。“这只真听话。他拿起柿子，绕圈咀嚼。他把皮都嚼了下来，即使中间部分是涩的，他也吃不下。怎么会？我的舌头麻木了。

这种“商业体验”是社会堕落的写照，渗透到了当时商业的每一个细胞。相术的目的是骗钱。去餐馆的家伙显然看到了有苍蝇的食物，所以他宁愿把它当作“大料”吞下去，骗顾客的钱。《卖布头》描述了一个布贩，为了吹嘘自己布头的质量，使用了叫嚣和炒作的语言。他故弄玄虚，假装降价，最后血本无归。请看:

甲:(学喊)...当你来到我们的摊位，你会得到同样的商品，同样的价格，同样的市场。没有人会买小布摊的破布！当你来到我们的摊位，你有时间听我们的大小。让我们做个让步。一尺是五尺，二尺是十尺，三尺是十五尺，四尺是二十尺，一尺是二十尺。到了大布铺，买了一尺一毛八，十尺一毛八，2816三块六。到了我们摊位，三块六分钱都不要了。你不会想要三美元两美分的。三块钱不要也没关系。我不得不放手，因为我是多余的树枝。去20美分，让20美分，你给2.6元；去掉一角硬币，让一角硬币给你两美元四美分，去掉两美分，让两美分给你两美元。那个可以说，可以包布头，可以包，我要两块钱，但是我现在不想卖。发生了什么事?我丢了钱大喊。我徒弟知道打手没有工资，就织了些粗布，蓝布，大白布。他会学得很好的。裙子在哪里？叫花四哥的老太太是只猫——花、花、花、薄饼！这不是两块钱；去20美分，让20美分，你给一美元六美分；去一根头发，让一根头发你给一块四；你再去要两毛钱，就给一两毛钱；去20美分一美元；不是一块钱。让我们各出五毛钱，赚五毛钱..."

b还剩多少？

嘉柏拿了！

小商贩为了在竞争中生存，不惜使用各种手段，最后失去理智，甚至血本无归。对“社会面”的讽刺是一幅生动的画面，其艺术效果是多方面的，既有嘲讽其卑劣的一面，也有同情其不幸遭遇的。不同于对敌人的全盘否定。这其实是对传统相声在人民内部的缺点和错误的批判。目的不仅仅是指向这些人本身，而是揭示他们犯错误的社会历史原因。比如对朋友之间吃喝利用关系的讽刺(免费吃侯)其实是一种严肃而善意的劝诫，对去看歌剧嗜酒如命的嘲讽也是为了引起人们对治疗的重视。《醉酒》里的男主角被困在酒坛子里，他的妻子来看他。他还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好妻子不一定要哭，不一定要悲伤，所以不要全部揭开。你若念我夫妻之义，立刻送些吃酒来。”

总之，无论是对敌人的讽刺，还是对朋友的嘲讽，传统相声大多都有锋芒毕露、目标准确、方法得当的优点。在黑暗的社会，这自然是争取自由、表达理想的思想武器。正是在讽刺的笑声中，人们表达了对令人窒息的社会生活的愤懑之情，仿佛在紧闭的铁管上扎了一个小洞，激发了人们对生活的勇气，安慰了受伤者的灵魂。这一切，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存在的价值和直接的教育意义，奠定了相声反映生活、介入生活的现实传统。虽然完美无瑕的作品不多，但却是传统相声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