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为什么要迁到延安？
新华网甘肃频道(07-28 09:59:55)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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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抗日是中国* * *早已明确的方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即1934、15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其中指出:“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以最大的决心，不遗余力地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进行人民民族革命斗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但北上抗日的方针是在长征中逐渐实现的。
会合思想的提出
1934年初，广昌战役后，中央红军在根据地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性极小。这个情况，中共中央也有估计。因此，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并向共产国际报告。不久，共产国际同意了这一转移计划。据1943年周恩来回忆，长征前，中央书记处召开了多次会议，对成立三人团，安排人员去留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而博古、李德盲目与红一军团、第六军团会师，没有总方针及时作出战略转移。转移计划只在少数高级领导人之间秘密进行，甚至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直到部队转移开始时才知道。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没有做好冲出去的充分准备。撤出中央苏区这一关系党和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中央政治局不讨论，转移的命令和指示多为“绝对机密”，严禁传达给干部和部队。没有思想动员和充分准备，就很难和8.6万人的军队统一行动。因此，“它显示了不必要的仓促”。因为军区只是简单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行军路线基本上是按照红六军团走过的行军路线。由于部队行动迟缓，国民党当局察觉后，在赣南、湘粤、湘东南、湘桂构筑了四道封锁线，并安排重兵拦截、尾追。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人数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这时，中共中央领导层内部发生了争论。毛泽东、王家洋、张闻天对中央军事路线进行了批判，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军事领导路线错误造成的。65438+2月65438+2月，中共中央* * *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的前进方向。薄谷开来、李德坚持红军主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
建立川黔和云贵川根据地
1934 18年2月18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薄谷开来和李德仍坚持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计划。毛泽东主张红军向黔西北进军，在川黔边界建立根据地。经过激烈的辩论，王稼祥、张闻天等人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议主持人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红军西渡乌江，向黔西北前进。会议还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这是长征以来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
1935 65438+10月，遵义会议改变了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会议决定在川西南或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以迎接北上的红四方面军。因为不能渡河，中央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在云贵川建立根据地。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指挥下，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驰骋于川黔滇广大地区，迂回于敌重兵集团之间。在这里打了半年仗，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基地。很明显，红军转战西南，在贵州、四川及其周边长途跋涉，军事上灵活机动，但实际上还是一种必然。中共中央清楚地认识到，部队长期处于游击状态，没有根据地是极其危险的。因此，总是要求部队去战斗，去创造新的根据地。总结起来，红军在西南建立根据地的失败，基本上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是敌人强大，二是群众基础薄弱。这是因为，西南虽然偏僻，但仍是人口密集区，各地军阀割据，养了不少兵。除贵州军外，四川军和云南军都有一定战斗力。再加上蒋介石刻意经营西南，派大军跟随，迫使西南各地军阀联合起来，非常积极地与红军作战，从而使红军几乎处于无时无刻、处处作战的困难局面。同时，由于兵力有限，长途战役损失不断，红军战斗力被削弱，不得不避实就虚，避免与强敌决战。因此，红军不得不转战到川黔滇边界和川西这些高原山区，试图在敌人薄弱的地方找到立足之地。但这些地区的群众往往多为少数民族，民情处处分化。再加上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红军不仅难以立足，而且无法解决补给和兵员问题。基于上述原因，中共中央终于在1935年6月决定改变西征方针。
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
北上方针是中共中央注意到在西南没有建立根据地的可能后才提出的。当初从江西退下来，为什么不提北上的政策？如上所述，虽然中央多次决议没有说清楚，但最终还是要北上。因此，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会议，1935。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报告，提出了以运动战迅速进攻松潘胡宗南部，全军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根据两河口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要求一、四方面军目前集中主力向北发展，以运动战消灭大量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将中国苏维埃运动置于更加巩固和广阔的基础上，从而取得中国西北各省乃至全国的胜利。会后，刘伯承为中央革命委员会起草了松潘战役计划。计划规定一、四方面军分三路进军及其西北地区，“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控制松潘以北和东北的道路，以利北上作战和发展”。但张以“组织问题”尚未圆满解决为借口，一再拖延战机，导致胡宗南在松潘集中兵力，使红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于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取消松潘作战计划，红军经草原北上。
红军继续北上，创建陕甘根据地。
张不服从中央的北上方针，执意南下，说“左右两路决不能分头行动”，但在中央电报背后，却命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危害党中央。党中央多次致电张，要求他率领右路军迅速北移。张夸大了敌人的力量，轻视了自己的力量，使他对在抗战前线西北创建新苏区失去信心，主张退守川康边区。为应对当前危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9月1935日在俄罗斯境内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了一个长征以来中共中央一直不愿意提出的问题，那就是在苏联附近创建根据地。CCP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所以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情况下贸然行动是非常冒险的。但是，中央在这里考虑的不仅仅是建立根据地，还要绝对保护经过长征的几千支革命力量。为贯彻这一方针，中央还决定派谢觉哉、毛泽民到新疆设立交通站，试图打通国际关系。这时，毛泽东从哈达铺的国民党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这对中共中央十分重要。因此改变了在苏联附近建立基地的决定。
中央红军入驻陕北，完成了原定的北上抗日计划。
1935年9月22日，毛泽东发表讲话指出: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原定的北上抗日计划。9月27日，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到达甘肃省通渭县邦洛镇，在那里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会议改变了9月12日俄界会议关于在苏联附近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决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放在陕北。毫无疑问，半个月前中央做出的决定是不得已而为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共中央不会开辟国际航线。这时，薄谷开来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写出了《陕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和我支队的任务》。文章详细论述了留在陕北的意义，指出“在陕甘，尤其是陕北，有着惊人的蓬勃发展。毫无疑问，这一发展，其意义，其重要性绝不仅限于陕西，也不仅限于西北，而是整个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整个西北的开始和第一声”。因此，我们应该“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邦洛镇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继续北上，翻越六盘山，突破长征最后一关——固原、平凉封锁线，到达陕北吴起，于6月65438+10月65438+9月与陕北红军会合，实现了中央创建西北根据地的初心。10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准邦洛镇会议决定，指出“在西北建立苏区，领导国民革命”是今后中共中央和红军的战略任务。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现在国民革命总司令部就在这里，成了反革命攻击的中心。敌人对我们的追击和拦截不得不告一段落。”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同陕北苏区一起领导民族革命”。陕北根据地的建立促进了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随着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中国人民开始了民族革命战争的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