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协和神学院广州协和神学院历史概述

广东协和神学院是清末至民国时期广东唯一一所专门培养基督教高级神职人员的学院,也是中国65,438+00多所同类神学院中的知名神学院。

广州协和神学院创建于1913,原名广州基督教协和神道学院。建立这所学校的背景是1913年的穆德会议。美国人约翰·瑞利·马特是国际新教组织的成员之一,他一生致力于基督教教会和教派的合作,并获得了1946的诺贝尔和平奖。穆德于1913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基督教全国代表大会,并成立了中国基督教的中央组织“中国延续委员会”。穆尔德于1996年春天访问了广州。当时广东的基督教教派基本处于分裂状态,对神学家的培训仅限于教会开办的临时圣经学校和神道学校。这种学校没有严格的教学规范,充其量只是个培训班。鉴于这种情况,穆德召集华南各教会代表(当时约有65,438+02个教会)到广州开会,讨论建立一所培养高级神学家的学校,以培养各教会急需的高级神职人员。

因为广州各差会以前没有合作的先例,而穆德会议定下了一个目的,即一旦联合神学院成立,各差会开办的圣经学校必须关闭,其他诸如经费、师资、学生来源及其毕业后的前途等问题必须达成协议。因此,经过多次磋商后,两个委员会决定以章程的形式将其定稿。章程中主要有三条规定:第一,学校的行政权属于董事会。董事由不同教会的代表组成。第二,学校教育必须符合普遍的福音真理。由于不同教派对基督教教义和礼仪的解释存在差异,因此规定该校的教育必须避免教派之间的差异,“符合共同的福音真理”,这是教会之间合作的前提。第三,资金问题由传教会和教会共同承担。

根据学校在1920出版的《广州协和神学院》一书,加入协和神学院的条件如下:一、能捐2万元作为基本基金者;第二,它可以为学校提供一名全职教师;第三,那些每年可以捐赠1200元用于常年基金的人。还规定符合上述条件的可以派一人担任董事,符合两个条件的可以派两人担任董事。事实上,广州协和神学院曾由八个西方传教士管理。后来,虽然名义上由中国人拥有的三大教会是由他们自己经营的,但他们实际上与八个教会合作。上述入会条件应该是八大团合作之初规定的条件。此外学校规定学生免交学费,但住宿费和伙食费由学生自己支付(当时每月住宿费和伙食费约为10元)。由于这所学校的学生来源基本上是由教会派遣的,因此除了少数学生外,大多数学生的费用都由教会提供。此外,早期的协和神学院规定学生的住宿由教会自行解决,教会在学院附近自建或合建学生宿舍,这也是减轻经济压力的一种方式。

1965438+2004年3月27日,协和神学院董事会成立。董事会的代表是参与合作教育的八个教会,即公理教会、卫理公会、基督教联谊会、英国圣公会和伦敦教会、加拿大长老会、新西兰长老会和北美长老会。协和神学院董事会成员的人数不时变化,从l2到15不等。早期成员几乎都是传教团中最有影响力的传教士。随着教会自立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华人信徒逐渐进入董事会,在20世纪40年代末,他们主要是华人。董事会会议开始时,在学校的选址上出现了分歧。有人主张设在岭南学校(岭南大学前身),也有人主张设在花地。最后决定暂时借用位于西关宝胜沙地街的伦敦俱乐部宿舍作为教室,学生宿舍则租用附近的房屋。同时,筹集资金购买土地和建造校舍。6月1914 10 1日,协和神学院正式成立,首任院长为牧师吴。

广州协和神学院的办学宗旨是“培养中国教会领袖的专门机关”。最初,计划设置三个级别。一个是圣经学校,培训为教会服务的一般工作人员三年,包括一年的实习和无限的学历。二是上帝学校,培养牧师和传道人三年,要求学历必须是高中毕业;第三,大专,学制三年,全英文授课。在大学里学习两年以上的人需要学习,通过考试的人毕业后可以获得上帝学士学位。

但实际情况与最初的想法相差甚远,尤其是在初始阶段。因为学生是由教会指定的,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拿着教会的薪水来学习的,他们的年龄参差不齐。他们中有些人四五十岁了,基础知识水平相当低。然而,因为学校是由教会的资金支持的,而且当时的教会送相当于高中毕业水平的信徒去学习确实不容易,所以勉强被录取的48人必须接受初级神学家培训,他们被分为四个班:8名大一和大二学生。正如J.S.Kunlde所说:“新学校已经开办,但只是以高级神学的名义开办的。”这些学生毕业于6月,1916。

因为学校位于闹市区,开办不久就被认为不适合长期发展。后来,白鹤洞被选为学校的新址,并首先购买了14亩土地作为逐步扩展的基础。1915 7月,董事会决定在白鹤洞开发一所新的学校建筑,并决定将其分为两种建设形式,一种是公立学校的建筑,另一种是教堂自建和共享的形式,即教堂建造自己的学生宿舍。美国传教士A.A.Fultan向学校的公共教室和办公室捐赠了9000美元。1918富力滩竣工,学校正式搬迁至白鹤洞。今年4月,由中国圣公会援建的圣安德鲁教堂竣工,学生们搬进了新宿舍。6月,1920,1920,由北美公理会、弟兄会和长老建造的梁发堂竣工;6月,1922,卫理公会、加拿大长老会和新西兰长老会竣工。此后,校长和教师的宿舍相继建成。学校占地面积从最初的14亩到20世纪30年代的近90亩。到目前为止,协和神学院的办学基础相对较好。

协和神学院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不断改进的过程,从一个名副其实的高级神学家培训学校。第一届学生毕业后,由于招生条件的限制,大多数早期神学院由各教会培养普通神职人员。1916第一批学生毕业后,新生的教育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圣经学校,培训初级神职人员,实际上是代表各种教会培训工作人员;第二个是神道学校,提供高级神道课程,并开始在大学实施上帝主题的课程教育,培养牧师和福音传道者。自从搬到白鹤洞后,学校条件改善了很多,但学校教育仍然没有改善,董事会对此有很多意见。1919年7月,成立了一个咨询部,由广东基督教界的知名人士组成,基本上是华人,如岭南学校副督学钟荣光和培正中学原校长李金伦。设立咨询部的目的是听取这些人对神学院现状和发展的建议。随后几年,协和神学院基本保持两种办学模式:一种是逐步采用标准化的神学课程教育培养高级人才,另一种是培训形式,即圣经学校。因为这是一所由各种教会开办的合作学校,我们必须照顾各教会的需求。因此,对于教会派出的学生,符合深造要求的人将首先进入高级神道班,不符合要求的人将在圣经学校接受培训。对于高级神道班的学生,除了教会派出的学生外,他们还从社会上招收学生。这所学校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在同一所学校和一批教师中培养两种不同水平的学生的做法,圣经学校的学生人数一直大大超过神道班。

1922年美国协和神学大学协会成立,广州协和神学院与之建立合作关系。后来,它还与中国其他三所协和神学院合作(即金陵大学神学院、齐鲁大学神学院和华西协和大学神学院)。此外,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经过十多年新教育方法的实施、智力人才的积累和基督教教育的发展,基督徒的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更容易选拔出适合在高校深造的人才。因此,该校教职员工将于6月致函董事会1923,请求重新规划统一学校的工作,以实现学校创建时设定的目标,即建立一所真正先进的神学院。董事会随后召开了一次为期两天的教会领袖特别会议。最后,经过董事会和校友的联席会议,决定关闭圣经学校。然而,由于在学校参加圣经班的人数众多,以及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第二年学校系统更新时仍然招收了圣经学生,圣经学校正式关闭,直到1931。从65438年到0924年,学校进行了重组,有四个层次:神学大学,神学准备,圣经准备和圣经准备。四年毕业后,你可以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两年毕业后,你可以获得文凭。那些优秀的人可以进入神学大学。1925实行道尔顿制,减少了上课时间,增加了自学时间。同年招收女生(当年只招收了一名女生,因为在学校宿舍住宿不方便,只好寄宿在真光中学)。1928年神学大学修业年限改为五年,1931年正式取消圣经班。教会派出的那些未能进入正规科目学习的学生可以参加培训课程。至于学习时间长短,由学校和教会协商决定。至此,医院正式分为两个层次:神学和培训。

随着教会自然运动的发展,特别是非宗教运动和伟大革命潮流的影响,广州协和神学院逐渐从受西方传教会控制转变为自然。1925“夏基惨案”发生后,学校被委托给美国和中国牧师管理。1928年4月,董事会决定将协和神学院移交给中国圣公会、中国循道卫理公会和中国基督教广东联谊会共同管理。与许多名义上与西方传教会分离的教会的情况类似,协和神学院虽然在形式上已经归化,但由于其与西方传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在资金方面难以自力更生和自我支持,因此仍然与最初的八个传教会合作办学。董事会成员不再全是外国传教士,但也有一些是中国人,但负责财务的董事长和司库一直都是传教士。龚约翰是北美长老会的传教士,担任校长已有20多年。每当龚约翰返回美国度假或因其他原因离开学校时,其他传教士担任校长。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人谭沃新才成为校长。

如上所述,在办学之初,所有合作教会都被要求派遣教师参与教学工作。因此,早期协和神学院的教师,尤其是教授神学及相关科目的教师,几乎都是各教会的传教士,而且他们大多在广东传教多年。作为英国伦敦教会的传教士,齐立新曾在广东传教多年,是一位颇具影响力和多产的教会领袖。他在康科德担任神学和新约教授,直到因病返回中国并去世。只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科目由中国教师担任。根据中国的回报,在1920左右这所学校有11名教师,其中有7名外籍教师和4名中国教师。由于协和的学生很少,学校的教师数量长期保持在15以内,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中国教授很多都是该校的早期毕业生。

由于是一所培养基督教高级神职人员的学校,康科德开设的课程主要是宗教课程,其长期课程主要包括:神学、旧约、新约、宗教史、教会史、宗教教育、宗教哲学、福音传道、畜牧学(对主持各种公开会议、管理宗教人士和发展信徒的方法论等学科的研究)、心理学、赞美诗、英语等。,而且早期还要求学希腊语。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科目主要包括: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和中国宗教。课程会因为教授的变化而变化,但一般只会略有变化。当然,开设这种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只是为了辅助教授和演示基督教神学理论。

据1922年出版的《中国归主记》记载,当时全国花在神学教育上的钱约为每生每年700银元,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在本书列出的“神学院”名单中,广州联合神学院只有l3名学生被列为“高级神学人才”,圣经学校的数量为34所,而每年的预算为265,438+0,000元。有11个老师。可以看出,西方使团愿意花费金钱和人力来培训牧师和福音传道者。

广州协和神学院每年招收的新生人数很少。从建校到1929,总人数只有228人,平均每年有15名学生。1923招生22人,被称为建校以来唯一一届。20世纪30年代,人数大大增加,达到40至60人之间,但大多数是教会派出的,未能进入正规部门,因此只能进入培训部门。除了教会派的人,他们还从社会上招生,但条件相当严格。首先,他们必须是“忠实的基督徒”,由教会推荐,并已从高中毕业,然后才能申请考试。除了通过严格的考试外,还必须有经济保障。因此,能进入学校的基本上都是教会指定的人,只有教会指定的经过考试并认为自己有潜力的人才能进入作为“精英”培养的神学系。在上述228人中,只有55人进入了神学系,其中只有38人最终能够毕业。这说明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是严格的,这也是协和神学院历经十余年才达到真正大学水平的原因。

因为它旨在培养牧师和福音传道者,协和神学院非常重视教导学生并将他们与实践相结合。除了每周参加18到22小时的课程外,还必须有10小时的实习,如向人民布道和在教堂主持主日学课程。学习四年后,再实习一年就可以拿到毕业证。由于培养目标的要求,这所学校的学生非常活跃。学生会成立于1915。虽然学生人数不多,但分为内阁总理大臣和评价部门。有人说这是一个“分散的系统”,因此,它经常因琐事而争吵。1923年改为基督教青年会,有9个部。学生们组织各种形式的小组并出版自己的墙报,如偏见社的偏见、当当社的当当、印伟、完颜等。基督教青年会出版了《十字路口》,在附近的村庄分发。1920年该校学生编辑出版了《广州白鹤洞协和神学学生月报》,一年出版9期。这是一本供学生学习写作的小日志。1924年改为正式期刊,每学期出版一期,但分量大大增加,成为以本校教授和校友为主的期刊。

在广州,有岭南大学和协和神学院,由教会开办,培养高级人才。岭南大学是由美国传教团单独开办的,美国传教团在协和神学院也占有很大的权力。因此,协和自成立以来就与岭南大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岭南大学派了一名教师到协和任教,岭南大学的督学亨利(J.M.Henry)也在协和任教。1918两校签署合作办学协议。岭南和谢赫互相承认课程内容和成绩标准,谢赫学生可以选择岭南课程。后来大家同意岭南大学的图书馆、课程和各种专题讲座免费向协和学生开放。特别是图书馆的开放对协和的教学有很大的帮助。20世纪30年代以前,岭南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是广州众多图书馆中最丰富的,而龚约翰夫人管理的协和图书馆只有少量藏书。协和的章程也规定,欢迎岭南大学的学生在协和修读选修课程。20世纪20年代末,协和董事会和许多基督教界人士认为协和应并入岭南大学联合办学。然而,岭南大学董事会不同意。此后,关于两校合并的传闻一直不断,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两校才合并。

1938+00 6月广州沦陷,协和神学院迁至沙田,1941 6月底香港沦陷,随后迁至云南大理,1942 6月迁至粤北,并继续与岭南大学合作,由岭南大学提供教室、学生宿舍和教师宿舍。1944年,粤北告急,凌大迁至杏梅地区,谢赫迁至连县。1946复课,协和神学院直接迁至乐康公园,成为岭南大学五大学院之一。岭南大学利用原丝绸改良局的四幢洋房作为临时校舍,并在校园东南区拨出60亩土地为谢赫兴建新校舍。合并后的联合神学院基本上不再提供培训课程,学生人数也很少。学制也发生了变化,分为四年制和五年制。四年制课程只有在通过神学院考试、修完学分、通过全科考试、再实习一年后才能毕业并获得L.TH证书。五年制学生必须通过岭南大学的统一入学考试,第一年和第二年在其他系学习,然后第三年在神学院学习。完成学分并通过普通考试后,凌达大学授予文学学士证书,而神学院授予道教学士证书。

由于岭南大学由美国教会管理,而协和神学院是一所跨国神学院,因此协和和岭南在合并后保持相对独立。这种关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康科德仍然保留其与教会的特殊关系和对神学院的使命,并负责自己的行政和财务;岭南大学校长是神学院董事会成员,拥有投票权。神学院董事会提名一名岭南大学董事会成员为神学院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