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字作文《幸运与不幸》
所以，死几次就等于中了一等奖——王小波是否有这样的想法不得而知，但这并不妨碍他在1997年4月死亡到来后开始他的幸运之旅:1997年5月，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2月，1998，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永远——王小波小说剧本集》《黑铁时代——王小波早期作品及未完成手稿》。1999年9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王小波文集》四卷本《时代三部曲》《黑铁时代》《王小波旧杂文》。短短两三年，王小波近两百万字的作品出版再版数十万册，盗版者不计其数。肖波本人也宣称有“顽童”“骑士”“自由思想者”“文坛外大师”等诸多绰号。各路作家纷纷模仿他的文笔，甚至在文坛掀起了一股“王小波热”。如今，每年4月仍有大量纪念文章散落在报刊杂志网络中。
1997年以前，王小波出版的作品不到30万字，如《黄金时代》《唐人秘史》等。他两次获得台湾省联合报的中篇小说奖和阿根廷电影节的最佳编剧奖，这不是展示他名气的机会，而是一种批评:他的作品缺乏积极的主题，无法激励人们。因此，《黄金时代》单行本在中国大陆的出版发行比港台晚了两年。但主席有句话说得好:“天要下雨了，妈妈要结婚了，让他去吧！”“言下之意是，如果人们去，这将是一个利益问题。困境是什么？因此，当小波去世时，批评的声音就沉默了。
中国人对死者的尊重和厚待，大概源于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人殉文化”的长期浸润:不用说帝王将相、武士战马，就连有钱买得起一块棺材板的普通人都知道，整个锅碗瓢盆都是和死者一起下葬的——整个中国历史都是从烂棺材里捡出来的破布里挖出来的，难怪中国人重视和偏爱善后工作。
首先，死亡是运气使然。
几乎没有理由说幸运儿是幸运的，因为我们都没有把握在下一次体育彩票中获得一等奖，但所谓的幸运儿至少有一个真正的不幸参考。鲁迅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士，所以第二个吃螃蟹的人失去生命的危险较小，自然应该算他幸运。当然，这个幸运的人可能并不勇敢，但他只是走在了后面。虽然他已经失去了在公众面前做英雄的乐趣，但他可以安心地吃螃蟹——在王小波的文学领域里，他很幸运地成为第二个吃螃蟹的人，因此他可以安心地写自己的小说:说王二想说的话，做王二想做的事。
而王小波的同姓同乡王朔无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勇士。作为当代文坛的第一个聪明人，王朔不失时机地在20世纪80年代的空白中创造了许多文化“品牌”:流氓文学、电视肥皂剧、温暖剧、“穷人”文化、北京白话文学等等。但这些“品牌”并不那么容易管理，因为与中国人对善后的热情相对应的是，他们对活着的人非常粗鲁，尤其是当他们发现王朔这位特立独行的天才时，他们根本不敢称赞他，因为害怕鼓励他的女性气质步方仲永的后尘。八七“王硕年”高潮过后，“文艺痞子”“流氓”的高帽接踵而至，报刊杂志的批判声不绝于耳。在1989年的反思中，主流报纸甚至将王朔现象列为“自由化”的表现之一——这是一种极大的犯罪。王朔很沮丧，赶紧出示了自己的好市民卡，转战影视圈。因此，无论是温柔多情的欲望，编辑部的故事，还是反法西斯的红樱桃，老皮克都消失了。直到世纪末，如后文所述，王朔才再次披挂上阵，指出金庸对鲁迅充满热情，又闹了一出。
作为文坛的后起之秀，王小波的作品自然比王朔深刻得多，但他毫无保留地继承了王朔的不羁和叛逆精神。我想，即使是小波也摆脱不了文人相轻的刻板印象，他在内心深处对王朔是非常尊重和感激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小波笔下的王二再次以一个边缘人的姿态大胆而尖锐地嘲讽和反叛旧的社会道德、文化标准和主流意识形态时，人们不再给他贴上流氓的标签，而几乎似乎喜欢上了他——王朔早年的石桥、方言等人物的“热身活动”。小波曾评价王朔的文章，说王朔“有艺术成就且不小”，“这种艺术只有成熟深刻的观众才能欣赏”。因此，王朔早年虽然没有幸运地遇到这样的观众，但他用自己的讨伐为后人磨出了这样的观众。难怪他后来听说王朔想改变风格，向主流靠拢，而小波也“担心”老前辈们。
第二件事是前任仆人的继任者的运气。
说了这么多废话，我只想对还在奋斗的生者和创造力无限的开拓者表示无限的敬意，也对王朔说几句安慰的话。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死者和他们的继承者有丝毫的蔑视，因为现在，如果我们睡着了或失去了创造力，我们只能是继承者和死者。不幸的是，大多数人选择了后者，我从来没有说过大多数人的坏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