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点半在看《基因》写的烹饪书。

这本书的作者加里？保罗。纳布汉是美国著名的民族植物学家。这本书是他多年来对人类基因、饮食和文化研究的成果。这本书用丰富的科学依据说明“吃得对不对，取决于基因是否匹配。”

这本书的要点如下:

不同的种族对同一种食物有不同的反应。

比如大多数新生儿天生就有消化吸收乳糖的能力，因为母乳中含有乳糖。但断奶后，这种能力会开始减弱或消失。

对于狩猎人来说，乳糖不耐受其实是一种调节机制，可以让婴儿更早断奶。在牧民家庭，一般都有足够的鲜奶产品来维持婴儿的生长需求。

一个社会群体对食物的选择可以改变其先天的生物属性，从而带来遗传物质层面的适应性变化。

酒精和高热量垃圾食品对印度人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其他美国人。这种更易受一些外界物质引起的疾病影响的情况，医学上称为“遗传易感性”。

基因组学提出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为了避免痢疾，可能不喝不干净的水源而喝发酵饮料的假设；喝这些含乙醇的发酵饮料，要求其乙醇脱氢酶活性高。

由于历史的长期塑造，我们每个人都烙上了祖先的美食记忆。科学家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探讨，将这种在生存压力下形成的民族食物特征称为“进化美食学”。生态学家保罗·谢尔曼曾称之为达尔文美食学。有人称之为“营养人类学”，或将其视为化学生态学的一个分支。

离开故土，放弃传统饮食后，很多人变得容易患上一些营养性疾病——因为身体和食物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与其通过基因疗法治疗糖尿病等疾病，不如了解自己的家乡，找到自己的根，为自己量身定制饮食指导和健康指南。

我们对传统食物的生理和心理依赖不是偶然的，而是漫长的家族和民族历史留下的遗传密码。

民族传统食物，以及传统食物对健康的益处，以及我们在享受传统食物时的美妙味觉体验，也受到民族和基因历史的影响。这也非常巧妙地解释了人类多样性的一些来源。

历史营养学家柯丹在他的著作《古代美食》中认为，祖先的食谱是最符合人类基因的饮食方案，是大自然的杰作。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今天历史营养学、动物考古学和人类植物学的科学成就，就会发现我们几乎不可能回到过去，也几乎不可能确认我们的祖先吃了什么。

地理屏障的分隔，让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面临完全不同的食物来源。外来者在这些岛屿上生活一段时间后，会在进化过程中被各种特殊的食物、环境和疾病压力重塑。这就是自然选择的力量。

在《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族群》中可以观察到进化。即使在今天，食物和疾病等风险也在不断重塑我们的身体。

一个疑点:人类祖先摄入的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纤维素等营养成分比例可能根本不一致。换句话说，过去有，将来也不会有所谓的全人类最佳食谱。

人类基因组计划让我们意识到，传统的以肤色划分人类种族的方法，对于《古代美食》的作者科尔丹来说，可能是不允许的。柯丹认为，在不同的狩猎群体中，主要营养成分确实是相同的，但在微量元素和次要化合物方面存在很大的变量。遗传物质的差异是关键。

撒丁岛人因为“蚕豆病”给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但也获得了对疟疾的免疫力。

患有G6PD缺乏症的人吃蚕豆或服用抗疟药物，可能会导致致命的结果。因为几千年来大量食用橄榄油的习惯，克里特人在基因层面已经适应了。如果你不是克里特岛人，你很可能无法像他们一样从橄榄油中获取营养。

我们的味觉偏好取决于基因、居住地、文化和个人经历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产生的奇妙化学反应。

哺乳动物害怕胡椒的原因是它们无法将胡椒种子完全运送到可靠的繁殖地，所以胡椒向哺乳动物展示武器，防止它们靠得太近。

香豆素对纳瓦霍人有特殊作用，因为纳瓦霍人是世界上已知携带两种特殊白蛋白等位基因的少数民族之一，这两种基因可以诱导机体对香豆素产生急性反应。

与其依赖昂贵的基因疗法，不如巧妙地利用基因与营养物质的相互作用来解决相关问题。

作者通过比较两个塞日人村落的糖尿病发病率，发现饮食西化程度较高的村落患病概率较高。

Seri人食用传统食物后，血糖水平与胰岛素释放水平同步，不会对人体产生不良反应。珍妮把这些传统的沙漠食品称为“缓释食品”。

对于芋头田的恢复，对夏威夷人有三个好处:

(1)还原与祖先的历史传承。

(2)恢复湿地生态环境有利于野生动物的生存。

(3)吃芋头有利于血糖和血脂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