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抗美援朝志愿军老兵钟毅:后勤部的春夏秋冬
口述:钟毅(浙江抗美援朝老兵)
采访:田、杨润雪、
整理:杨润雪和史新宇
时间:2065 438+2009年8月6日
老兵(左二)与口试者，照片由田(左一)提供。
我叫钟毅，浙江湖州人。我出生于1931，今年88岁。1952年7月至1953年5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23军67师后勤部工作。
老师推荐，悄悄参军。
当我参军的时候，我的名字叫金。后来，我把名字改成了钟毅，意思是终身革命。
我参军的时候，人民政府还没成立，一个军代表坐在那里，没有动员活动。我参军和我的校长有很大关系。65438到0947，在老师们的推荐下考上了德清建始学院，老师们很看重我。
德清建始董事长李一航是一名日本留学生。为了抗日，他只身回国。他加入了地下党，成了与周恩来总理的单向联系人。他有一段伟大的历史。他获得了最重要的情报，进入国民党内的CC部，当了一名中国秘书。有一次他在背包里发现了一份防止不同党派活动的秘密报告。两个地下党抄了一夜，单线联系周总理，半夜把资料赶了出来。皖南事变后，他找不到党组织，就去教书，后来回到家乡，当了建始师范学院的校长。
他请的老师都是亲信，还有地下党。他对党怀有深厚的感情。其中有两个老师，一个是李思友，山东人，熟悉解放军，思想激进。他把我叫到办公室，从背包里拿出一本书，说:“这本书你可以看看。”这是王贵和李祥祥，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后来，我在学校读了一些社会科学的书，除了王贵和李祥祥，赵树理的小说，小黑人的婚姻等等。这改善了我的思维，让我明白了国民党和* * *产党的本质。当时听到一首歌叫《山那边的好地方》，是一首解放歌，对* * *产党的认识越来越深。
因为校长，我对* * *产党有了更深的了解，所以我参军了。当时没有抗美援朝的口号，更激进的是:“我们去朝鲜打！”当时宣传的都是我们的同胞死在美国的飞机下，我们不能再受第二次了。现在* * *产党领导下，我们需要对抗帝国主义。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战争中会有牺牲，为祖国而死是光荣的。报名的时候，当我唱到《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我立刻拿起了枪，眼泪就下来了。祖国需要我们，我必须去。
我父亲的感情很复杂。他当然不同意我参军，不是因为他不相信* * *产党，而是因为他舍不得儿子。我是家里唯一的男性。我没有弟弟，只有我和我妹妹。他们不想让我参军。我秘密参军了。等他们知道了，我已经把革命军人的家属卡寄回去了。我父亲拿着我姐姐的金夹子带着这个去了上海解放军总部。他穿着长衫，部队不让进的时候，我爸把东西拿出来，领导告诉他我们部队在哪里。我们已经到了松江，他赶到松江来看我。经过我们教官的劝说，他后来也就释然了。
准备赴朝，军队靠岸。
师司令部有四大师，师政治部，师干部部(干部管理部)，师后勤部。我是后勤部门的。后勤部主任是钟，政治委员是杜。我们称主任为一号首长，政委为二号首长。一般首长办公室有一个秘书，但是我们秘书太忙，就有两个，一个负责收发(文件)，一个负责统计(粮草弹药消耗，人员损失)。前排级别的办公室还配有技术秘书。这里有一两个参谋，我们只有一个。整个后勤部有两匹马，大概有五个信差传达长官的消息。我是首长的秘书，基本上什么都管。下属的报告要上报，领导要签字。如果主任太忙，我会批准的。我会写年月日，酋长会写他的名字。最后我会用公章盖章。公章有两个:一个是行政代表，志愿军步兵第67师后勤部制；党委一轮代表，中国志愿军第67步兵师党委。
还有军需部、军械部、医药部、掩蔽部(医治和安抚工作)、担架营、基础防护工程连(主要是保卫仓库)和大车连(运输连；没有汽车，只有骡子和马。我们全师后勤没有车。只有师司令部有两辆吉普车，银色的英国吉普，是从国民党那里缴获的，供师长和团长使用。所以，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这场战争中打败世界第一的工业国并不容易，值得我们骄傲。
师政治部下设秘书科，直接监督首长工作，起草文件，首长有什么要求就做什么；组织部，负责干部的提拔和处分；干部部，主管政治干部，战时经常伤亡，与组织部分；保卫科，负责内部管理，锄奸，有句话叫“不怕就怕保卫科找你谈话”；最后是敌工程部负责对敌工作，有英语和韩语翻译。在朝鲜战争中，一个是对敌的政治工作，一个是占领敌后的工作。这些翻译都是高校英语系选拔出来的尖子生，男女都有。
7、8月份完成了我军和志愿军的实战需求准备，方便到达朝鲜时停靠。我们首长办公室等部门已经和志愿军20军进行了对口交接，完成了出国作战的组织准备。
出发:从祖国抓一把土，过河。
8月7日，1952，我们从太仓出发，上车，都是闷罐。进去后，砰的一声锁上了，只有那边有个洞。有一次下唐山，我一直在放哨，怕你开小差，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一人开小差，人头蒙羞。一个人开小差，说明你们军队的思想工作不到位。所以我们下来吃了点东西，然后又上了车。8月31，在安东下车，在一个韩国人家里住到9月7日。中间开了个会，因为我是局长秘书，这些环节我都不参加。
9月7日凌晨，我们渡过了鸭绿江。实际上，我走过了桥。虽然这座桥被美军多次轰炸，但仍然通车。临走时，我从祖国抓了一把泥土，用纸巾包好，放进背包里。
渡鸭绿江非常紧张。天黑之前，我们看到了苏联高射炮部队。我遇到一个苏联步兵，来告诉我“抗美援朝”。
这时候我们负责人过来让我带两章。一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67师后勤部，一边是中央67师党委，是圆形的。这两章交了，两章同时发。一个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7步兵师后勤部的印章，是方章，一个是第67志愿军师党委的。
军队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甚至连级以上干部，包括指导员连长，只有当了指导员才能发钱包。只有连级以上的干部才能配钱包，连级以下没有钱包。主任想下来检查准备情况，问我进展如何。我说:“政委，把这两章给我，我只能放背包里。我没有钱包。”政委打了个电话:“马上送个皮包来。”就这样，我超编，超配。我没有资格挂这个荷包，但政委为我破例了。
9月7日到9月30日的行军很累，领导没睡，也不敢睡。行军时只能休息。一般都是晚上行军，看天气，每天大概走三四十公里，很少有人走50公里。大部队行军，要打前站，就是派几个人出去探路，回来汇报。前线只有少量的发报机用于通讯，行军中没有电话，全靠通信兵的几匹马传递。
马奇:“一天晚上我横渡了26次沙河。”
我们从后方斜穿过三八线。我的主要工作包括上面的行军规划，比如今天部队要去哪里，但是我们下面有几个单位需要细化指令，告诉首长。还有长官的露营通知，下面的露营报告是关于我们行军了多少英里，包括纪律好不好，有没有伤亡，一切如何正常，在哪里安顿好了，有什么问题就说。
如果你受伤了，去避难所，这是一个野战医院。还有一个基础防护工程公司。没有人保护仓库吗？桥塌了，需要修理。这些都是基础防护工程公司的工作。还有一个运输公司，我们也叫它大车公司。想到这里，我们想留下来流泪，这是非常可怜的。美国人有多少辆车？我们只有两张吉普卡，是在和国民党的战争中缴获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当时这些车长征都没有，只有师级干部才能拿这个吉普卡。其他师没有车，都是手推车和骡马拉车。所以运输连很苦，手推车很小，全军没有现代化装备。
千里之旅即将结束。一个晚上，我26次路过沙河。我印象深刻，永远不会忘记。经历过的人都能准确的说26遍，因为太让人印象深刻了。
我们营地走的是C级公路，山很高。那时候修高速公路很困难，要过了水才能到那边的山上。其实只有一条河，没有桥，水很深。如果你想到达那里，你只能继续在水中行走。水有时很深，超过膝盖。因为这个地方是C级公路，所以我们会把旁边的石头拿来，让它高一点，好走一点。我们师有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后勤部。我们的大车连车都没有，都是小车，马拉大车都是过水的。大车的吆喝声、敲门声和骡马的叫声混在一起，最后我们帮助女同志们一起度过了这个难关，印象非常深刻。
后勤:前要装粮弹，后要转移伤员。
关于后勤组织，我们朱总司令给我们的评价是，抗美援朝的功劳有一半是后勤。为什么？因为在祖国，解放区是我们当地党组织动员白银，而在朝鲜全靠我们，所以后勤很重要。
到了三八线以后，显然我们的后勤工作可以用几个字来概括:“前方要装粮”，给前方供应粮食——人吃，弹药——枪吃；“伤员后”，我们甚至和连队级干部开玩笑说:“以后我们就住一个宿舍了。”用白布洗干净，包好，埋起来，记录下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花名册，就是你的军队里有几个人是要报效祖国的。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我工作的重点。如果一个人死了，这个人的名字将从花名册上抹去，他被安置在哪里将被记录下来。我们每一个人，从团长到干部，再到最底层的战士，都是可爱的人，每一个缺失的人都要记下来。花名册的目的是想知道这个单位有多少人，要不要加进去？
朝鲜的大村子都被美国飞机炸了，一个人都没有。村庄是分散的。所以我们很多部队都是露营，用的是带孔的方形篷布，用金属包裹，可以穿起来搭帐篷、帐篷、雨布。三月露营需要露营通知和露营报告。宿营通知是师宿营通知的体现，包括目的地、路线、目的地特点和注意事项，由师后勤部门传达给总部、掩体、担架营等各地各部门。野营报告是向上级汇报到达目的地后的情况，行军途中的突发事件，部队的思想状况等。师后勤向师总部报告，师后勤单位向师后勤主任报告。
有一次去师政治部开会，是政委和后勤部主任开的，翻了好几座山。我们在下面开会，但局长办公室搬到了上面，上面的草棚用藤条覆盖。放的时候是绿色的，过一会儿就变黄了，就成了目标。那次有十几个人受伤，但没有人死亡。有时候我们都说这是“天堂里的马克思精神”。
第一个死在我们后勤部门的女同志，她是军需官。在仓库外面拿东西的时候，美国人投下了一颗炸弹并藏了起来。飞机看到隧道里有东西露出来，就露出来了，又投下一颗炸弹，炸死了她。
晚上有防空哨，沿途高处也有防空哨。当飞机来的时候，我们能听到声音。我们运输公司还有车，灯很亮。当我们看到飞机来了，我们会“砰”的一声枪响，所有的灯都灭了。我们没有别的了。我们只是靠人来，站得高，听得远。防空哨立下了汗马功劳，生活很枯燥。晚上交通很繁忙。战争消耗很大。人要吃饭，枪也要吃饭。我们想吃枪子的时候都有代号。比如我们报了需要供应多少子弹，多少炸弹我们叫“花生”“苹果”，都有代号，现在都忘了。我们师虽然没有车，但是用汽车运输，用大车运输，源源不断的供应食物。
李金平的冬天(1952 65438+10月1—65438+2月27日)
从1952，10，1到12，我们穿过半岛上的乱石山，来到了前方。这一块被炸了，可能有美军。左右空军都在轰炸，生命没有保障。
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山沟里，树林茂密，山势险峻。我们叫住宿不绑，一般是一门一窗。在门上做个窗帘，保暖防风，晚上避光。门外隐约能看到“住在里面就要知道造洞的艰辛”这句诗，后面看不清楚。意思是住在里面就应该知道建这个洞的艰辛。基本上你得自己挖，工程师会来指导你。上面建，下面就得建炕，因为太冷了，但实际上炕不烧，因为需要柴火，也会产生火。队伍里大部分都是小女生小男生，大家都叫他们兄妹，基本就是睡一个炕的意思。
我们手交的结果是，20军的领导来我们山洞慰问，交代我们要注意什么，外面的朝鲜军队如何，美国空军如何轰炸，请我们吃饭，山上摘葡萄酿酒。65438年10月8日，我军出征，在山脚下，听到喇叭里播放着《英气》、《朝鲜歌》。
我们在汽油桶里洗澡，擦干地面，放上水，下面的火就热了。我们男同性恋洗澡没有声音，女同性恋洗澡有“笑”的声音。一般我们早半个月洗一次澡，冬天到下午太阳比较暖和。一般不要用柴火燃烧，尽量少做香烟。这种生活就像一场梦。一个女同志在宁波参军了。据说她参军是因为不满家里的婚姻安排。后来，她去世了。我为她写了一个墓碑。这是我这辈子唯一写过墓碑的人。但是我没有写在日记里，所以我记不起她的名字，只记得她唱歌很好听。前线没有大型演出的时候，他们唱歌，单口相声。只要他们唱，不管唱的好不好，大家都欢呼，因为生活太无聊了。那时候还没有广播。只有通过人民日报，我们才能了解祖国的形势。当我们看到人民日报时，我们听到了祖国的声音。它代表了党。人民日报一般两三天就能送到，三五天就能看到一批。交货时会有飞机轰炸。志愿军报比较及时一点，新华电信一般都是给团长看的，不过会经过我手，所以能看一点。当我有空的时候，我看书和报纸。
大田的春天(1953元旦-5月18)
1952我在行军途中睡着了，现在是1953。我们在三八线的中心，平康县。老头山的战斗很激烈。老头山以前是上甘岭，三八线中间是很重要的地方。可以说是100%稳定，难以突破。这种地貌，山很高，我们住在山沟里，从外面进不来，大炮也进不来，头在阳面，我们在阴面。为了保命，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火炮校准器下面有一块钢板，飞得很低很慢。我们称之为“老病人”。这是非常糟糕的。炮兵来了，指挥，打得紧，打得不规律。这不是固定的炮击时间。当它靠近时，它听到嘘的声音，然后听到哔哔声。
我们的可拆棚只有一个门一个窗，这里是我们的炕，下面是床。我们用容器和罐子当桌子。很冷，零下几度，因为我们是长官办公室，长官叫军需办公室送炭来烧柴火，所以不能放很多烟。我们晚上不烧，火太大了。白天我们总是自己取暖，只有前面的康路可以用酒精灯。你吃的压缩饼干，一放在炭火上烤就松了，外面做的雪放在罐子里煮。我们防空一天只吃两顿饭，一顿天亮前，一顿天黑前。下面的同志饿了，我们后勤虽然不打仗，但是很辛苦。我跟长官说后来改成了三餐。
有一次，我们下面的工兵连缴获了美元，我们把从飞机上掉下来的卡宾枪、一些子弹和一些巧克力等高档食品全部上交。
三月，敌人炮击，进攻前，战况非常激烈。枪一响，它就冲了过来。枪没打中，树林上空升起浓烟，上面有一个老病人。我拼命往里面跑，沟口的管理科长庞科长的血在往下流，不停地喊着外面的人撤离。还有一个通讯员王琦同志，跑着跑着就被摔坏了，挨骂了。其他时候有炮击的时候，一个大概六七岁的朝鲜小女孩跑过来，我们把她拉到弹坑里。她很害怕，我们都安慰她。
大概三四月份的时候，艾森豪威尔上台，开始越来越激烈的和我们做爱。200团政委罗俊牺牲了。我们的班长陈志民也英勇牺牲了。他家没有钱。他是唯一上过高中的人。他很诚实。他是班长，我是副班长。他就像一个大哥哥。他的牺牲对我很残忍，我热泪盈眶。还有一个叫陈至的烈士，他非常有名。他多次进攻，都被敌人的轰炸打死了。他的一支枪被移交给了博物馆。他的英雄事迹很多，声誉很高。
有一次天亮前，炸弹掉到沟底，没爆炸。我打电话给工程公司取出里面的炸药。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我们没有炸药，是美国带给我们的。还有一次晚上我在指挥，终于睡了。结果我被惊醒，马上跑了出去。我们的一个联络员老浦在外面看到对方压了一块黑。结果敌机向我们俯冲下来，机枪扫射下来。我拼命跑，跑进了一个猫的耳洞。我们在这次突袭中牺牲了很多人。我以为今天我会在革命中取得成功，我会做出牺牲。结果我的祖先积德，活了下来。
有一次，领导都出去了，留下我和一个女同志，叫潘红，比我大。我们守着电话，敌机在天空中轰鸣。当他们看到我们的山谷，他们炸毁了它。我们用手撑着，防止炸弹落地时胸部碰到地面，内脏受损。美国的武器比较先进，中国只是农业国，但差距还是太大。那一次，真的是马克思在天之灵，他虽然受了伤，却活了下来。
潘虹姐姐家曾经送过她一本《普希金文选》，那年还挺流行的，大家都抢着看。祖国给朝鲜的慰问信很多。还记得一位印尼华侨女孩林敏英写给我的慰问信。
当时，* * *团员和* * *党员都有自己的战时临时介绍信，为了防止他们在战斗中昏迷不能说话，以此纸证明自己的身份。另外，军帽发的时候，会在帽内的白色衬布上印上单位、姓名、血型，大家补上伤。
我们收到了一些敌人的传单和小报纸来宣传我们。传单上描绘了一名志愿军士兵被16把刺刀刺死，配文是:你一个人能打败十几个人吗？这是一厢情愿。我们的战士一般会把它们撕碎或者交给教官。这是战场上的春天，主要是前线的战斗。我们24小时生活在敌人的炮火下，生活非常艰苦。
大秀洞的夏天(1953 5月19-8月6日)
这是我从师后勤调到师政治部的那个夏天。有一条小河叫彭。下雨的时候，河里全是红黄相间的水，没办法过洪水爆发的那条河。村旁有一座小山，东边有一条隧道(干部部)，西边有一条隧道(秘书部)，住着一个政治部副主任姜。在四川的另一边，一条隧道就是指挥部，可以看到。它非常安全。我们的隧道不像前面那么短。隧道外面是勤务兵、通讯员、接话员和打字员，大概三四个。第五个是我。我是秘书。脚朝外，头朝内，墙上挂着电话。一般接电话的秘书，秘书科的科长，守班的打字员，叫曾叶，叶聪。干部部门的情况不清楚。总部是军事指挥部，我们是政治指挥部。相对来说，这个地方很安全。
我们举行了一次模联会(英雄模联会)来激励我们的斗志。我来到我们的小组，我讲述了“丹娘和舒拉”的英雄故事。团里的骨干表达了自己的感受，然后动员我们去挖野菜。因为晚上不吃素菜，所以发动社员和村民写联名信。那天水还比较大，女同志用篮子给前线战士送东西。
我在大秀洞抓了很多美国俘虏，给他们一些馒头和一些水就送回去了。
丹娘和舒拉的故事。钟先生在日记中记录了他两次阅读《丹娘与舒拉的故事》的感受，这个故事成为他在朝鲜战场上的精神支柱。
过河时，我带了一把太重的外国铁锹。后来，我不要了。看到背包里有两双粗袜子，就没穿。我觉得太重了，没法带，就把它放在朝鲜人的炕下，让他们穿。
二号首长陈打电话给我，说朝鲜停战，让三团政委珍惜和平，不怕疼，愿意打仗。要有战争胜利的支撑，没有战争胜利就没有效益。(指令)要迅速传达到每个士兵的耳朵里，让每个人都明白，只有战斗才有和平。我们都有马列主义常识，知道帝国主义的本质是战争。
朝鲜时间10点，北京时间9点，临近停战时间，炮声还在隆隆作响。当时真的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们都高兴的跳了起来。任何和平都是人买回来的。我很高兴我能安全回到中国。政委打电话回来，通知下面的政委指导员让战士们给家里写信，说休战结束了，我们大获全胜，我们还是安全的。
从前线回来的艺术团，敌人工程部的英文翻译，给我们讲前线是什么样子，带了一个手风琴，一个口琴，一首欢快的曲子。休战时，我们唱歌跳舞。第二天，我们告诉朝鲜人民，胜利了，停战了，他们高兴得载歌载舞。
二十五年的恩怨
我在朝鲜立了三等功，在中国立了四等功。第四类很简单。只要你不犯错，积极做好每一件事，那么你已经达到了四级。在朝鲜拿个三等功不容易，对我入党有帮助。他在前方缝纫机方面做出了卓越的工作，被评为三等功。三等功的条件非常苛刻。你不会因为首长说你不会就荣立三等功。和大家讨论这个事情，他是否合格首先要在党支部决定，因为他要走群众路线。如果下面有人说你坏话，那就过不去了。一般来说，通过的人多，不通过的人少。在朝鲜，政府工作很难拿个三等功，不比在前线强多少。你必须努力工作，按时完成主任交给你的任务。前线就是看你杀过多少敌人。如果炸掉坦克，立二等功也是有可能的。后方工作很难做出三等功。
停战后，我因冤假错案被开除党籍，不能再留在部队。我自己选择了退役。我有我自己的私心，因为我后来被调到志愿军总部，知道转业的方向是新疆。我想我会去新疆。父母都五十多岁了，我只有一个儿子。我想我最好复员。我是师范毕业的，可以靠教书谋生。另外，我觉得湖州是个好地方，我不想离开，所以我决定不退休了。复员回来，写了一篇中篇小说。
因为冤假错案被开除党籍，去申诉。二十五岁时被开除党籍，二十五年后平反。二十五岁到五十岁，恢复党籍，共同计算党龄。现在说起来，我已经是60多年的老党员了，现在很满足。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驻军研究(1953-1958)”和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志愿军老兵钟毅口述访谈及日记整理”的成果，由论文授权项目组启动。项目指导教师田，组员:、杨润雪、石亚琪、。)
校对: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