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治学和做人能学到什么？
余英时特别指出，胡适之成为中国文化转型时期举足轻重的人物有两个关键因素:他有长期的精神和思想准备，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极其丰富的尝试。他写白话文学史，写中国哲学史，写小说考证，写科学方法，都是为了开拓中国学术的新机遇。
在胡适眼里，“传记文学”是中国近2500年来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文学。原因是在《南通张即之先生传》的序言中，他说:“传记是中国文学中最不发达的学科。这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没有崇拜伟人的氛围；二是比较忌讳；第三是文字的障碍。”
胡适不断劝朋友写自传，他自己也写，因为他相信传记有助于人格的教育。所以在1953 65438+10月12的演讲中，他谈到了自己看西方传记的感受:“现代新医学的创始人帕斯图的传记是他女婿写的，也是最感人的一部。巴斯德是15世纪的法国化学家...他一生最大的贡献是发现了微生物...这位科学家的传记让我一直外行到夜里三四点钟，让我的眼泪打湿了书页。我觉得传记可以帮助人格的教育。中国不是没有圣贤；只是传记文学不发达，无法发扬光大。这是我们的巨大损失。”因为，胡适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他主张通过传记来宣扬英雄崇拜。胡适特别提到，中国近代史上有几个重要人物，可以作为新传记的素材。远一点的，比如洪秀全、胡林翼、曾国藩、郭嵩焘、李鸿章、俞樾；言归正传，如孙文、袁世凯、严复、张之洞、张謇、盛宣怀、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活，要用生动的速写记录下来，要用绣花针般的细致努力去寻找和考证他们的事实，要用大胆而深远的洞见去判断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
胡适一定知道自己是一个可以代代相传的人，所以很注意保存史料，日记也因此被认为是写给别人看的，就像李慈铭的《岳满堂日记》一样。但是在我看来，写日记是一个好习惯。我只买了胡的《石闻存》，但我买了全套胡适的日记。我觉得这比他的一些学术成果更重要，因为他的日记详细记录了他平时的想法，里面包含了很多细节。他平时收集的很多数据也会时不时的记在日记里，加上自己的分析。在他的日记里。不容易看到情绪的起伏，都是他事业的所在。比如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需要从哪些方面开展，需要哪些知识和行动，如何培养和训练，各种细节，需要的资金...抗战期间，他甚至记下了日军军备的很多方面，比如日本军舰上火炮的口径...
从新文学的角度来看，胡适有很多主张，比如在人名或地名旁边加一个黑杠。有一次他给章太炎写信，在章太炎的名字旁边加了一个杠铃。太炎很生气，心想胡适怎么能在自己的名字上加个杠铃。但他看到胡适的名字旁边有个杠铃，就觉得有点心安，说，原来他的名字也加了个杠铃。对此，张爱玲仍有回忆:“说到加一杠子，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标点符号，最初是在一个人的地名左边划一条直线。不知道后来为什么废除了，一直很后悔。不像其他国家，单词可以大写。这封信仍然是月亮的芬芳。书的标题是左边加一行曲线，后来是一般的引号。一枝先生用过引号，后来忘了，还是用了一条线的曲线。在我看来，都是‘五四’时代的痕迹，低得不能再低了。”
胡适无疑是20世纪学术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学生唐德刚给了他一个统计，说他在体育方面几乎是十项全能，只有一点不同。这九项是:1。哲学思想，2。政治思想，3。历史观点，4。文学思想，5。哲学史观点，6。文学史观点，7。考证，8。红学的艺术性，9。红学的人民性。
无论对胡适的评价是高是低，都不能说胡适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任何见过他的人都会有些钦佩。张爱玲告别胡适时写道:“我走到大门口，站在台阶上说话。天冷，风大，从街对面的河镇河吹来。一枝先生看着灰色的河，一个空英镑暴露在街道的拐角处。河上有雾。我不知道如何保持微笑，我很震惊。他的围巾裹得紧紧的，脖子缩在一件半旧的黑色大衣里，肩膀很厚，脸挺大，整个身体浓缩成一个青铜半身像。我顿时肃然起敬，心想:原来真的像人们说的那样。
而且我一直相信，所有偶像都有‘泥脚’，否则就站不住脚，不可信。“这段描写，多好啊！张爱玲还说，她去见胡适的时候，她的一个叫颜英的朋友觉得胡适不如林语堂有名。于是张爱玲感慨:“我常常发现，当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影响。因为五四是内部的，外部世界仅限于进口。我觉得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大陆的下一代人也一样，虽然很多年轻人在和胡适斗争的时候并不知道他们是在和什么斗争，但是我觉得只要有心理学家荣格所谓的民族记忆这种东西存在，像五四这样的经历是不能忘记的，无论拓殖是否失落，无论是在思想背景上。容与弗洛伊德齐名。不禁想起弗洛伊德研究摩西是被以色列杀死的。事后他们坦白，很久以后他们还是相信了他。“这是有远见的。
读《现代学者》时，我有不同的感受。读胡适的时候，我的心是清澈而平淡的，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文笔，更是因为他的字面背。人们通常称他为“胡大哥”，可见他平易近人。比如他对徐志摩等人的照顾，完全是老大哥风范。有一次，华人世界的一个记者去拜访胡适，一开口就说:“胡大哥！你好！废话:你怎么这么没礼貌？我不是黑社会老大。你怎么能叫我手机？记者说:你不是胡医生吗？废话:有！我一生中获得了36个博士学位。记者说:胡博士英文DoctorHu的音译不正是“胡大哥”胡说八道:正是！记者说:那我叫你“胡大哥”，是不是刚刚好？胡突然对说:是啊，是啊；粗鲁无礼。原来他们对“手机”的含义理解不同，导致了这样的误会。
胡适一生温柔敦厚，直到去世，他的态度并没有因为他的地位而有所不同。上世纪50年代，经常为他拉人力车的黄包车夫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平易近人的书生。
但也有例外。鲁迅从认识胡适开始，就对他有所提防。他认为办《新青年》杂志时，陈独秀就像一个开放的房间，说里面有武器，刀、叉、戟都看得一清二楚，而就像一个封闭的房间，门上没有武器，总让人起疑心——凡是认识胡的人，几乎都会赞美胡适，但奇怪的是鲁迅为什么这样说。
另一方面，胡适赞扬鲁迅。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周氏兄弟最可爱，天才很高。蔡羽既有欣赏力，又有创造力，而祁鸣的欣赏力好，创造力少。”胡适对鲁迅早期的杂文非常欣赏。比如鲁迅在《随感录41》中写下了“向大海学习”“摆脱空调”“有一点热度，发出一点光”等深刻的话语。胡适说，看了这段话，感动到“整夜睡不好，总想起这篇文章”。此外，胡适看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出版，不禁热情地称赞说:“这是一个开拓性的创作，搜集得很勤，结构得很精，决策得很严，可以为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的精力。”
鲁迅之所以那样看待胡适，大概是因为胡适和周兄弟在办《新青年》时有意见分歧，但也只能算是意见分歧，而不能算是仇富。1926年5月，晨报上鲁迅、周作人、陈垣(西营)三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笔战。徐志摩编辑了报纸的副刊，经过几次劝说，停止了两边的文章发表。作为各方的好朋友，胡适出于好意给周氏兄弟写了一封劝解信，恳切地要求双方停止这场毫无意义的笔战。这封信一出，周氏兄弟便与胡适绝交，鲁迅也从此不再与胡适交往。比较温和的周作人在1929主动与胡适和好。胡适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写道:“我这一生，只有最真挚的爱，各种疏远和人事变动，这份心意从未减弱。”虽然相隔遥远，但相濡以沫。这一次，我是带着一种温暖的感觉来到这本书面前的，我很开心，但我又难过又酸。这是事实，我想看那封信。"
鲁迅不可能和胡适和好。从30年代初开始，鲁迅就不时在文章中讽刺胡适。1931年，鲁迅在《知难而行难》一文中写道:“中国历来有个老习惯，皇帝坚定不吉利的时候，总想和文人在一起。固时为‘严武修文’，粉饰粉饰；我倒霉的时候以为他们真的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当宣彤皇帝退位并变得无聊时，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做过这样的任务。看到他们后，奇怪的是人们不知怎的问他们叫什么名字，医生说，'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帝。'胡适与溥仪相识于1922年5月。溥仪宫一接电话，就往胡适家打电话，召见胡适。胡适在1922年7月写的《宣彤与胡适》一文中写道:“阳历17年5月，清朝皇帝宣彤打电话邀请我进宫谈话。
当时约定5月30日(农历端午节前一天)去看望他。30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接我。我们从神武门进入皇宫，在养心殿见到了清帝。我向他鞠躬，他请我坐下，我就坐下了...他称我为“先生”，我称他为“皇帝”。我们可能在谈论文学...他说他赞成白话文，他写旧诗，最近又尝试写新诗。"
然而，溥仪与胡适的会面却引起了很多讨论。有人说“胡适要当皇帝”，胡适不得不解释:“这个17岁的少年，处境很孤独，很可怜！在他孤独的时候，他想找一个年轻人倾诉，这也是人情中很常见的一件事。没想到，皇帝的思想在中国的脑盘里还没有洗干净，所以原本很人性的东西，在记者的笔下成了奇奇怪怪的新闻。”几年后，这件事被鲁迅翻出来了。其实更何况是鲁迅做了不真实的新闻报道，说胡适为侵华日军出谋划策。鲁迅在《伪自由》一书中说:“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家。然而，从中国人民的角度来看，这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密。”
但胡适并没有对鲁迅以牙还牙。1936鲁迅去世后，苏给蔡元培和胡适写了一封长信斥责鲁迅。胡适在回信中说:“任何人都不应该是平等的。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是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比如他早期的文学作品，比如他对小说史的研究，都是很优秀的作品。”这不是因为胡适不知道鲁迅骂过他，只是他没有反应。鲁迅临死前说:“我不原谅任何人。”如果有来生，他会原谅胡适吗？
但是，周作人对胡适有很多感情。胡适于1962年卒于台湾省。陷入困境的周作人写了一篇题为《回忆胡适之》的文章。在文章中，周作人没有说胡适一句好话，只数胡适帮他出版了多少书和文章，拿了多少钱。其中，他特别提到了《希腊文曲阜》的第三次出版:“这是我当时仅有的一部希腊文译本，总共只有四万字。我把稿子卖给了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拿到了10元1000字的报酬，这真的是我拿到的最高价了。在序言的最后，我说，‘虽然这些翻译只是小册子，但它们确实是我的严肃作品。以前也翻译过一些文章，但是没有这次这么费功夫和时间。中间总是慌慌张张的，深怕蹭到黄胖子的年糕而不出力。如果没有合适先生的鼓励，我早就把笔夹在中间了。现在终于翻译完了，很欣慰。个人感觉喜欢30年的岔路口，原著值得介绍，虽然只是太少。
蒂亚克列多斯有句谚语说，小礼物承载大恩惠。农村的歌里有句话说的好，鹅毛千里寄，物轻人重。就当画个笑话吧。关于这个翻译有这样一个共鸣。交稿前我提前解释过了。有些词违反了规则，我要求保留...我笑着答应了，就这样印出来了。”在文章的最后，周作人特意说:“《希腊曲阜》稿费400元，让我受益匪浅，就是在西郊半井村买了块墓地。只有两亩地，因为后面有三间瓦房，花了360元买的，后来因为没人住就塌了。30多年过去了，新栽的柏树已经成林。不要把我们的二女儿若子，我的侄儿凤儿，最后还有我的母亲鲁太太，也埋在那里。地方还好好的存在着，但是我的力气没有白费。这是我感到非常幸运的事情。“至此，我不禁停止了长久的思考。
胡适一生温和，信奉自由主义，强调宽容。这种态度可以作为朋友间的美谈流传下来，也可以被我们的后人铭记。但是，他显然对中国的政治没有清晰的认识。我们只要看一段，就清楚了。他说:1919年，北大开除陈独秀，是他最难过的事，因为陈的离去造成了中国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裂削弱了北大的自由主义。他甚至天真地以为，如果陈独秀还在北大，受胡适和陶孟河的影响，就不会很左倾了。不管这是真是假，我们看到的是胡适的心思。还有，1948年底，南京派飞机到北平接胡适，陈寅恪陪同。胡适到南京后，说服政府派飞机到北平接他的学界朋友。飞机返航，机舱门打开，只有几个人走下来，胡适不禁落泪——从1919年新文化运动开始到1948年，30年不算长，却是新旧世界的差别。